法務部近日研擬《科技偵查法》引起爭議，原本在台灣如果要監聽嫌疑犯（偵查中），需要由法院審查與核發監聽票。但最近法務部公布了《科技偵查法》引起科技圈譁然──例如原本要法院核發才能進行的「監視」行動，新科技偵查法架構下，兩個月內只要檢察官或司法警察覺得有必要，就能使用 GPS 定位監控，無需法官批准。
南韓考察報告認為沒必要的偵查法，卻突然冒出來
這個法案的來源應該是在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有檢察官於去年至南韓考察「科技設備監控制度與科技偵查法之韓國考察」，內容可自行上網下載。考察內容主要以「監控」為主，包括居家監控、電子腳鐐等設備，而「科技偵查法」部分，結論為「韓國並無『科技偵查法』，利用科技設備實施之相關偵查作為以刑事訴訟法規範之。目前並未有訂定『科技偵查法』之需求或呼聲，並未認為有為了科技偵查修訂刑事訴訟法之必要。」
換句話說，當時考察團的意見就是「我們並不需要科技偵查法」。
▲ Google 搜尋到的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資料，報告完成時間點為今年 2 月 20 日。
這樣的意見也出現在律師公會的批評，律師公會認為現今的通訊保障與監察法（俗稱通保法）進行增修即可達到科技偵查法的目的，而該法案需求的「通訊監察書」（俗稱監聽票），就需要法官認證，而非偵查單位自己就可決定是否需要監聽。因為偵辦的人自己決定哪些人應該被監控，等於是球員兼裁判，不該是民主、憲法規定「人民享有秘密通訊的自由」的國家所擁有。
你相信警察機關掌握個資不會濫權？
身為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應該在「最小程度侵害人民自由」的情況下解決問題。侵害人身自由有可能讓犯罪者更為無所遁形，但是也可能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同時也利用那些權力鞏固它們自身的利益──這非關科技，而是人性如此。
按照過往的經驗來看，越多人有權接觸到敏感的資料或技術，我們的基本隱私就越有可能被侵害。光是用「警察違法個資法」搜尋新聞，就能看到不少警察濫用權力的資訊，如果連基礎的個資把關都這麼困難，如何讓人民相信這樣粗糙、賦予檢察機關龐大權力的法律不會被濫用？
更何況目前的台灣連武漢肺炎病患的個資是否洩漏、洩漏到什麼程度都是由主管機關或主事者決定，而非靠一套嚴謹的法律程序決定這些資料該如何曝光，這種靠「人決定怎麼做」做法，背後都有威權的影子。許多人都認為非常時期要有非常做法，這個想法完全沒有問題，但非常時期過去後呢？你是否願意監督「改善非常做法」方式？
應該優先考慮「揭弊者保護法」
另外在考慮侵害人民基本權之前，是否也應該要先看看社會另一張揭弊破網──「吹哨者的保護制度」呢？在永豐金吹哨者張晉源、台鐵普悠瑪翻車事件吹哨者之後，台灣每次泛起了一股「制定揭弊者保護法」的討論風潮，最後都跟蔡英文保證會通過的「礦業法」一樣無疾而終。有一個完整的保護體系，台灣才可能會有更多願意揭露弊端的人，而不是大家都人人自危，在弊端發生時寧願成為沉默的共犯，而不是站出來嘗試改善這個環境。
在 631 號大法官釋字裡，大法官理由書對通保法的說明指出：「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因此大法官認為通訊監聽極為侵害人民基本權，需要「獨立、客觀行使職權之審判機關事前審查」。
台灣才走過了白色恐怖年代，我們應該要更為審慎地理解，賦予政府監聽我們秘密通訊的意義何在，難道檢察與調查機關永遠不會出錯？不需要受到監督？有些人認為法律裡面有訂立濫用權力的罰則足矣，但是被侵害基本權的公民，有時候就像性愛影片被上傳到網路的女性，不管給予上傳影片的渣男什麼懲罰，都無法彌補對被害女性的傷害。
（首圖來源：pixabay）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科技新報，原文出處: 給予檢察機關更大調查權的《科技偵查法》，那誰來監督偵查者？ 不可說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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