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見聞專欄作者
在被譴責為知識產權竊賊並被趕出對沖基金業之前，在成為高盛銀行家或數學神童之前，徐珂只是中國湖北省一個喜歡解謎題的小男孩。
他的父母，是政府初級文員，沒有多少錢，所以徐會在房子裏搜尋舊的代數和科學教科書。他花了很多時間閱讀十萬個為什麼系列和腦筋急轉彎，比如公社想要造40台拖拉機，應該買多少個輪子？
徐珂16歲時，他的老師認定他是一名有天賦的學生，並推薦他拿到了新加坡萊佛士學院（Raffles Institution）的獎學金。這是一所著名的英式寄宿學校，其拉丁語座右銘是Auspicium melioris aevi（未來的希望）。 在校期間，徐掌握了英語，並且名列前茅。
從萊佛士畢業後，他移居英國，在劍橋大學學習數學，最終以250分的成績獲得年級第三名。畢業後，徐接受了一位曾經在倫敦金融城工作過的教授的建議，申請了高盛的畢業生計劃。
他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加入高盛，很快就以他敏捷的思維和勤奮的工作態度給同事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信用衍生品定價團隊中的其他人和徐有著相似的背景，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學極客。
雖然徐很喜歡這份工作，但他並不覺得工作具有挑戰性，而且他也不完全認同高盛對於金錢和權力的崇尚。
在領英上，他描述自己的職位為“dude”（老兄），並在技能一欄寫道“bread and butter making”（養家糊口）。
身高5英尺多，戴著一副眼鏡，徐顯得無所畏懼，但他的自信是堅定的。“我是天生的明星交易員，擅長數學、商業，勤奮、有競爭力、有遠見、精神強大。”
根據對徐珂的訴訟證據，他曾向他的女友孟陽吹噓： “我不能辜負我為自己設定的巨大期望。”
01
初入倫敦金融城
2012年，隨著信用衍生品幾近過時，徐珂也認為是時候換份新工作了。
於是，28歲的徐再次在倫敦金融城裏申請工作，並在G-Research找到了一份工作。
G-Research隸屬於De Putron基金管理集團旗下，創始人Peter de Putron是一位深入簡出的英國對沖基金大佬。
G-Research的網站將公司定位為量化研究的領導者，其口號是：Create today. Predict tomorrow（今天創造，預測明天）。
G-Research旗下的基金與創始人一樣神秘。徐和他的新同事對公司的運作或資產規模知之甚少。但他們知道，從辦公室的嚴密保障和他們被要求簽署的強製性保密協議來看，他們的工作非常有價值。
G-Research主頁
量化交易注重流程而非風格。量化策略是嚴格科學研究的產物，使用電腦的計算力來識別套利空間，並通過反覆運行模擬以尋找具有最小風險兼最大回報的交易。目的是通過自動化而排除使交易失敗的人類因素，包括貪婪、恐懼、無紀律等。但計算機只能做程序編好的事情，所以人類的參與仍然至關重要。
徐發現自己的工作很孤立。日常工作就是在G-Research的“安全區”編寫代碼。“安全區”只能通過生物識別指紋掃描儀和重量傳感器的特殊通道進入，傳感器旨在檢測進入或離開該區域的未經授權的設備。
他知道這個對沖基金幾乎沒有外部資金，因此基本上就是他老板的私人投資辦公室。
De Putron，他的員工稱為P de P，每天打電話來檢查他賺了多少錢。金發碧眼的De Putron，有一副跑步者的骨架，他偶爾會出現在辦公室裏，穿著白襯衫，休閑牛仔褲和運動鞋。對於徐來說，他看起來和藹可親，身帶貴族氣息，以及在英國最負盛名的私立學校伊頓公學養成的良好禮儀。
Peter de Putron
徐在加入G-Research幾個月後獲得的第一筆獎金徹底打破了他對於對沖基金精英的任何幻想。 “獎金只有3000鎊。”他在給孟陽的在線留言中說：“Fxxk me，為什麼？雖然只是12月一個月的獎金，但也太垃圾了，它應該更多。”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他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周末加班工作，並常常向他的主管Ben Handley彙報。他提出了20個交易策略，用量化術語就是發現了20個信號，並在無休止的模擬中對這些信號進行測試。其中7個被證明能夠盈利，可以被母基金De Putron採用並投入到實際的市場交易中。
在2014年初，隨著他的第二年獎金宣布日的接近，徐感到樂觀。“如果我今年獲得110萬英鎊，明年應該是330萬，”他告訴孟陽。 “後年將是1600萬，然後是1億。”出乎意料的是，主管Handley告訴他，他將獲得40萬英鎊（當時約為400萬人民幣）的獎金。這對於一個來自中國縣城的年輕人來說是一筆巨款，但卻遠遠低於他的期望。
徐在工作上的投入影響了他和女友的感情，尤其是異地戀更加不易，他與在香港擔任律師的孟陽的關係開始變得緊張。 “我真的愛你，但我也必須贏，”他一度寫道。在得到他的獎金後，他決定，與其每周花幾個小時與她打電話，不如離開並回到中國。這樣，他會離孟陽更近，而且亞洲也更能發揮他的雄心壯誌。
當他計劃辭職時，徐開始私下接觸同事發現的交易信號。至於他究竟為什麼這麼做，目前仍有爭議。 G-Research後來指責他竊取交易策略，以便他可以將它們用於自己或競爭對手的公司。徐說是因為他需要編程上的靈感。但他也承認，如果他有現成的信號提供給潛在的雇主，他有更好的機會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份好工作。
但是，除了G-Research辦公室的物理安全協議之外，還存在一個問題：該公司對其運行的交易代碼進行了加擾，特別是為了防止它們被複製。所以徐建立了一個可以翻譯它的反編譯器。
在2014年的幾個月裏，依然在G-Research就職期間，徐珂就穿著運動褲，在倫敦南部一個偏貧困的地區從他的公寓遠程工作，使用安全令牌登錄系統。他在3月份登錄了336小時，也就是整整14天；四月和五月，登錄了15天；六月份，17天。
在一塊螢幕上，他一點點看到了他雇主的秘密。另一塊螢幕上，他會播放他最喜歡的樂隊鳳凰傳奇的視頻。與此同時，他正在尋找一份新工作。他在亞洲拿到了兩個Offer，但沒有向公司透露。
他一度擁有一個看似前程似錦的未來。
徐珂和孟陽於2014年7月在倫敦的麗茲酒店結婚，雙方父母出席了婚禮。
7月29日，徐的母親帶著臌脹的行李飛回湖北。裏面有她兒子給她的幾個電子設備，包括台式電腦。
在接下來一周的一個晚上，徐珂清理了他在G-Research的辦公桌，將一些文件和一本筆記本裝入手提箱，然後在主管Handley的桌上放了一封辭職信：“在G-Research工作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徐稱讚了該公司有競爭力的薪酬，並表示他因家庭原因離開，“辭職後，我暫時沒有計劃其它事情。”
徐珂在他的公寓最後登錄了一次系統，然後登上了飛往香港的航班。
02
突然離去引懷疑
徐的突然離去立即引起了懷疑。第二天早上，G-Research的保安人員審查了前一天晚上他的活動錄像，公司的律師也緊急地拿到法庭傳票，要求徐珂退還他拿走的所有東西並交上他的護照。但那時，他已經飛在3萬英尺的高空了。
De Putron的公司迅速聘請了Allen＆Overy LLP，一家在世界各地設有辦事處的頂級律師事務所。
當徐珂在香港國際機場落地的那一刻，已經有Allen＆Overy的人在等他了，“你是徐先生嗎？”這人問道。徐說他不是，並匆匆趕到出租車排隊處。
律師費盡千方百計，去找了一位香港法官並獲得了對徐的旅行禁令。G-Research擔心他下載了運行其算法交易的軟體，要麼自己使用，要麼交給競爭對手。量化市場的交易策略總是很相似，一個策略多久失效取決於使用它的交易員的數量。任何使用De Putron策略的人實際上都是在從其口袋裏掏錢。
第二天，徐回到香港國際機場試圖飛往中國大陸，但他被告知不能離開。於是，他去了邊境附近的火車站，在那裏，他遇到了他妻子的母親和父親。他給了他們一台台式電腦和三台筆記本電腦。 “把它們交給我父母，”他說。在離開之前，他妻子的父母給了他一個裝滿羊排的泡沫箱，一點家鄉的味道。
沒過多久，Allen＆Overy的律師再一次追蹤到徐，這次是在他妻子的律師事務所的大廳裏。一位代表告訴他，他必須透露他的手提箱、文件和所有電子設備的位置。徐回答說他只有一台蘋果手機。 G-Research隨後向倫敦警方報案，後者搜查了他的公寓並與中國官員取得了聯繫。
2014年8月14日，香港警方在徐珂妻子的公寓裏逮捕了徐珂。徐被逮捕時一點也不驚訝。其中一名警員找到了一盒羊肉，並詢問裏面是不是被肢解的屍體。顯然不是，徐回答說。警員把他帶到了城中的監獄。
當英國警方要求將徐引渡到英國進行刑事指控時，他欣然同意前往。無論發生什麼事，他想，我希望它能盡快結束。 2014年12月，他乘坐飛機與後排三名警察一起回到英國。
回到倫敦後，徐被拒絕保釋。他一直被拘留到2015年6月，當時他承認犯有欺詐罪。在他的書面聲明中，他承認為了個人利益而對55個G-Research交易策略進行逆向解構。 7月3日，他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算上假釋和已經服過的時間，他可以在一年內被釋放。
法官說：“大多數出現在我面前的人只能夢想你獲得的那種獎金，而你本可以在未來繼續受益。”
在整個案件中，徐否認曾保留G-Research的代碼，也沒有向任何人展示，或者製作副本。
但問題是，他的前老板不相信他。
03
私人訴訟和私人偵探
在美國證券交易所，大約95％的交易都由算法完成。從人力到機器的轉變，為最成熟的銀行和對沖基金帶來了盈利機會，但也令人頭疼。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策略能在袖珍設備中被轉出，但金融公司和法律系統卻無能為力。
少數備受矚目的代碼盜竊案件的處理也不一致，法官和檢察官對數字犯罪存在分歧。被指控下載數千行代碼的高盛程序員謝爾蓋·阿萊尼科夫（Sergey Aleynikov）在六年的輾轉反覆中，最終被再次定罪。儘管被判刑八年，他服刑一年後就於2012年被釋放。在另一起案件中，被指控在紐約的Two Sigma Investments LP偷竊代碼的中國籍量化交易員被判刑10個月，他在服完刑後就飛回了家。
Sergey Aleynikov
在英國，抱不平的金融公司還有另一種工具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的秘密：英國的法律體系中有一個古老的體系叫做私人訴訟。這種方法允許所謂的受害者自己調查和起訴犯罪者，如果國家不這樣做的話。
從理論上講，任何想提起刑事訴訟的人都可以使用私人訴訟程序。私人訴訟過去由一名被謀殺的少年的父母發起，但是立案很昂貴，所以現在這種做法主要是由企業和億萬富豪使用。
司法部不提供有關私人訴訟的準確統計數據。英國高級法官表示他們最近注意到了此業務的增長，因為國家訴訟程序在應對更複雜的欺詐案時，由於缺乏資金而難以有所作為。批評者警告稱，任何此類體制的崛起都可能形成一個更好地為富人服務的雙層司法制度。
不過，如果案件是虛假的或不符合公共利益，司法部長、州檢察官和法官都有權撤銷私人訴訟案件。
在判決期間，De Putron的公司有機會介入徐的案件，法官依照刑事訴訟法（criminal-proceeds law）發佈命令，迫使徐透露是否依然持有機密信息並說出他向誰透露了這些信息。如果徐珂不遵守，他將面臨更多的刑期。為了執行法官的命令，倫敦警方於2015年12月將徐珂拉出監獄並對他進行了審問，徐珂以“不予置評”回答了所有的問題。
警方調查停滯不前之際，G-Research開啟了私人訴訟程序，以查明到底誰看到了這55個被盜的交易信號，以及發送到中國的電腦中存放的內容。公司聘請了私人調查員、專業律師和法證IT專家，收集了足夠多的證據並將案件帶回了法庭。
7月，徐被判刑一年之後，也是他預期可能被釋放的前一個月，他從Wandsworth監獄被傳喚，宣判他違反了刑事訴訟法，並被遣返回了他的牢房。
Wandsworth監獄
審判於12月開始。徐被指控涉嫌丟失計算機、偷竊代碼，以及他未能透露到底誰知道了那些交易信號以及他在哪裏保留了副本等五項罪名。儘管他的前雇主正在支付律師的賬單，但根據私人訴訟的規定，前雇主依然和作為英國政府代表的陪審團進行了交談。
徐，第一次作為證人出庭，否認擁有G-Research軟體的副本。當被問及他是否向任何人透露過這些被公司估值3000萬英鎊的交易信號時，他回答道，“不。這會給公司帶來麻煩，這對我來說也意味著麻煩。”
然後他進行了一系列奇怪的解釋，說明為什麼他不能歸還他送到中國的設備。他說，其中一台電腦被借給親戚後被偷了。他的父母把剩下幾台電腦投入了長江。當他解釋說有一台電腦與已故的叔叔一起被火化時，法庭上迸發出了笑聲。
G-Research的律師還質疑徐在離開英國之前所獲得的工作機會。
徐珂的一個offer來自Cubist Systematic Strategies，這是Point72旗下的一個部門，Point72是億萬富翁史蒂文·科恩經營的私人對沖基金。
科恩自己也深陷醜聞，雖然科恩本人從未被指控過，但他的前公司SAC Capital Advisors的幾名員工在一次內幕交易調查中被判有罪，且最後認罪，並支付了18億美元的罰款才擺脫指控。
徐回憶說，2014年6月，他飛往康涅狄格州去面試，並在辦公室裏短暫地遇見了科恩，周圍都是交易螢幕。科恩告訴徐，Point72是一個任人唯賢的地方，如果他努力工作，他會得到獎勵。 “每個人都愛我，特別是科恩，”徐後來告訴他的妻子。他否認了G-Research的指控他曾向Cubist提供任何機密策略，因為他說，他相信科恩不會冒險使用它們。 “他之前已經支付了巨額代價，”徐告訴陪審員。 “他再也不會犯同樣的錯誤了。”（Point72拒絕評論。）
當徐珂年邁的母親盧娟荷通過中國某地的律師事務所參與視頻會議並作證時，互聯網持續掉線。
終於連接上後，一位英國律師要求法庭翻譯讓一位中國律師問盧是否有說出全部真相。會議中這種質疑一直持續，盧解釋說，她從兒子那裏拿到的電腦，加上硬盤，蘋果手機和一些存儲卡，都是兒子給她的禮物，因此應該算作她的財產。
她回憶說，一名律師曾到過她的家中，試圖要回它們，這讓她非常憤怒，以至於她於12月30日淩晨5點醒來，與丈夫一起驅車前往長江，並將其中的一些投入江中。
G-Research律師詹姆斯·海因斯挑戰盧，“你撒謊了，你那天早上根本沒有離開你家，是嗎？”
她問他怎麼知道這一點。
“你在被私人偵探監視，”他回答道。盧娟荷驚呆了。
“你是怎麼派出這名私家偵探的？”她問道。
“他們在看著你，”海因斯說。
原來，中國偵探跟蹤了盧和她的丈夫11個月。兩名調查人員作證說，他們租了一間附近的公寓，並在一輛汽車中換班監視這對夫婦。
他們拍攝的監視照片顯示，就在徐珂父母說自己把電腦投入長江的那天，徐的父親，一位患有心臟病的退休會計師從1點到5點一直在打麻將。調查人員還製作了他們每小時拍攝這對夫婦門口的照片。從12月30日淩晨4點28分開始，以反映那天早上他們一直在監視。
2017年1月，陪審員認定徐犯有私人訴訟中的五項指控中的兩項罪行，並裁定雖然他對未歸還的電腦不負責任，但他沒能正確解釋被盜信息的去向以及誰可以訪問這些數據。
法官於是判他追加18個月刑期，法官說：“我們都知道這些信息的價值。”
04
神秘的前雇主
如果徐不是受雇於De Putron，他的法律糾紛可能會到此為止。
但他的前雇主還沒有和他完事。
De Putron從未接受過媒體採訪，這回也不例外。他的發言人Paddy Harverson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他是一個“非常注重私人空間的人”。從公開資料到對現任和前任員工的採訪中可以將關於De Putron的一些信息拼湊起來：他在英屬根西島長大，這是英國和法國之間的一個離岸避稅島。他的父親是當地的政治家，姓氏是島上傳統的一部分。根西島首府聖彼得港附近的一條道路被就稱為Rue de Putron。
Peter de Putron於1997年創立了他的對沖基金，並獲得了喬治·索羅斯的種子投資。
“他迫不及待地進入了高頻交易”，亞歷克斯說。
亞歷克斯是De Putron的朋友，也他的早期投資基金——Centenier的前主席。 “這是一場軍備競賽，比拼開發系統和聘請專家”，亞歷克斯在2000年前後離開了該基金。
據媒體報導，在1999年，De Putron基金管理著大約1億美元的資金。徐也認同這一估測。到2014年，資金池擴大到了30億至50億美元。
De Putron的發言人對這一估計提出異議，但拒絕詳細說明。雖然該基金規模龐大，但前雇員表示，這些資金絕大部分都是De Putron的。
統計全球億萬富翁財富的機構，包括彭博社，從來沒有從未將Peter de Putron列入富豪榜。甚至對沖基金的名字也籠罩在神秘之中。該發言人表示，曾經有一家名為De Putron Fund Management的實體，但它不再存在，並且組成De Putron業務的公司集團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名稱。
在G-Research倫敦辦公室工作的量化交易員創建算法交易軟體，然後交給根西島辦公室使用。據一名前雇員說，島上的交易員輪班工作以保持全天候運轉。
他們的工作是保證軟體運轉正常，檢查錯誤並進行調整以應對意外的市場變化。該消息人士稱，去年該集團的利潤約為7億美元，De Putron公司發言人依然否認了這一消息，並補充道，“這些信息不屬於公眾知識。”
關於De Putron的少數媒體報導都集中在他深厚的政治關係和他早期的法律糾紛。他的公司向執政的英國保守黨捐贈過超過60萬英鎊，其中大部分捐給了立法委員安德裏亞·利登（Andrea Leadsom）。Leadsom在2016年的首相競選中失利，現在是下議院的領導人（Lead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據英國媒體報導，Andrea Leadsom與De Putron的一名員工結婚，在成為國會議員之前，她也曾為De Putron工作。
圖右為Andrea Leadsom，因支持脫歐在英國政壇走紅，曾在卡麥隆下台後與德蕾莎·梅伊爭奪英國首相一職，但於最後一刻宣布退出競選，德蕾莎·梅伊隨後任命她為下議院領導人。
至於訴訟，De Putron去年針對太陽報的所有者提起了誹謗訴訟，指控其錯誤地將他與一起離岸稅務醜聞聯繫起來。該報最終發表了更正聲明並道歉。在父親去世後，他還在家庭貸款案件中起訴了他的兄弟和兄弟的前妻，指控其作為遺產管理人的受托責任。
也是在那時候，De Putron捲入了另一場法律糾紛，這場糾紛預示了他的公司為何對徐珂緊追不舍。
這之前一年，由五名程序員和經理組成的團隊離開G-Research，並成立了GR Software＆Research公司，開始運營他們自己的交易公司。
De Putron的公司首先威脅將要提出訴訟，然後在2011年正式提起訴訟。沒有任何文件表明有任何東西被盜，但G-Research堅持認為這五個人已經在公司學到了他們的量化交易技能，因此任何新創立的平台都與其相似，並且侵犯了他們的知識產權。
由此產生的訴訟法庭文件為我們窺視De Putron的交易帝國打開了一扇罕見的窗口。在他們的法律文件中，前雇員將Putron描述為“擁有巨額財富的人”和“對保密性近乎偏執的神秘人。”
從員工辭職的那一刻起，Allen＆Overy的律師就會開始一場無休止的通信和對員工採取法律行動的威脅，促使離職員工對騷擾提出反訴。
根據反訴的證據，格雷厄姆·愛德華茲，一位被譽為Putron“得力助手”的高管，向他們發送了一封威脅性的電子郵件。
愛德華茲寫道：“我們將使用我們所能掌握的所有武器，來阻止你將我們認為有效的系統賣給華爾街的其他公司。無論輸贏，我們肯定會拖延你，也許相當長的時間，同時我們也會向其他人發出強烈警告——不要侵犯我們的知識產權。”
2009年，五名前雇員中的兩名在提交的文件中表示，他們在車上發現了跟蹤設備，這促使他們報警。其中一人還報告說，當他帶著妻子和兒子在家附近散步時，他被一輛藍色面包車跟著，而其他人則回憶起當他們在酒吧時，被人用手機錄像。法律糾紛至少持續到2014年，最後以保密條款解決。
幾年後，當徐在Handley的辦公桌上留下辭職信時，徐知道這個案子。在他的審判過程中，他告訴法庭，他聽說De Putron因為該組的一名高級成員辭職而“非常，非常生氣”。
這正是徐決定以如此匆忙的方式離開的原因之一，他害怕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05
再次量刑
儘管被判處了18個月的刑期，但在英國的假釋制度下，徐仍然可以在私人起訴定罪後幾個月內出獄。按照規定，他會被送回中國，這是對外國罪犯的標準做法。徐珂於是開始思考新生活，也許是從事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
不過，在徐珂被判刑後不久，Allen & Overy律所寫了一封信給監獄服務部，反對緩刑並稱他的行為“操縱，欺騙，自私，並且侮辱了法院的權威。”與此同時，公司請求移民局推遲他被驅逐出境的時間。
當Allen & Overy律所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回應時，De Putron的公司起訴了英國政府並開始向監獄長、緩刑官員和司法部要求提供關於徐珂案的各種信息。政府的律師後來抱怨到其索要的信息之多“甚至超過了正常紙張的用量”。
律師在法庭文件中寫道：“官員應該得到保護，免受這種資源掠奪和分散注意力的行為”。
在徐珂的服刑期結束後，他被送往移民拘留中心等待被驅逐出境，周圍環繞著高牆和帶刺鐵絲網，是一座有實無名的監獄。
當他坐在那裏時，G-Research開啟了另一個針對他的法律訴訟，向倫敦的商業法庭系統提起訴訟，要求恢復原本的指控，指控徐珂違反合同的保密條款。
在2018年1月的一次審前聽證會上，G-Research的一位律師告訴法官，“我們要做的是了解事情真相。”如果競爭對手掌握了這些交易策略，他說，這將讓對沖基金遭受數千萬英鎊的損失。律師要求在訴訟案件未審理結束之前，徐珂不能離開英國。
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出庭並帶著裝滿文件的塑料袋，徐珂像極了一個可憐的人物。 “被告已經受到過一次懲罰，”他告訴法官，“再次懲罰他是過分的。”他反駁說，在多年後，交易策略是否真的像衝基金聲稱的那樣有價值，還是不一定的事。
這一次，徐珂被允許保釋。他於2018年3月16日離開Harmondsworth看守所，在他第一次被監禁後的三年零七個月之後，他作為自由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從肯德基訂購了一個全家桶。
同一天，Allen & Overy律所寫信給英國移民局，要求他們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不要讓徐珂出境。
那個月晚些時候，徐珂在東倫敦的一處與朋友合住的公寓與記者會面。這是一個較為貧困的地區，但透過毛毛雨可以看到金絲雀碼頭閃閃發光的摩天大樓。
徐珂穿著灰色運動服和涼鞋開了門。沙發上有一個孩子的毯子，這就是他暫時的床。徐珂建議記者到外面的咖啡廳會面，他說：“我不確定這個地方是不是被監聽了。”
徐珂的朋友一直在他身邊幫助他，他的一些前高盛同事甚至出錢資助了徐珂的法律辯護的早期階段。徐珂古怪的幽默感使他在英國最大的Wandsworth監獄幸存下來，這所監獄被稱為英國監管最嚴的監獄之一。
徐珂說，他在那裏看到了暴力和毒品，但他從未受到過生命上的威脅。無聊和思鄉是他最大的難題。
當被問及他是否有他妻子的消息時，徐說是的，她給了他離婚文件。他沮喪地聳了聳肩。他一直希望在2018年底前回到中國，但還沒有成功。
“很難想像他們的律師還會使出什麼樣的策略，”徐珂說。他補充說，當他終於回到家時，他再也不想和對沖基金打交道了。
當被問及他是否做錯了什麼時，他回答說，“根據他們的規則，我不應該知道那麼多。我知道的太多了。這就是我做錯的地方。”
De Putron的朋友兼公司前任主席Ribaroff回憶說，De Putron對徐所做的事情“非常不滿”。對於Ribaroff來說，他表示自己沒有親自參與此案，但此案對於倫敦未來能否保持金融中心地位至關重要。
他問，如果公司無法保護複雜的交易系統，為什麼要投入資金來創建它們呢？
甚至G-Research也在法庭上承認被盜的交易策略有保質期。截至2017年底，約有一半交易策略已經到期，最初公司只是要求徐珂被監禁到2018年8月。然而，隨著截止日期的臨近，公司和徐珂的戰爭仍在繼續。G-Research的律師在商業法庭上被獲準，可以要求徐珂交回他的工資和獎金，並透露機密信息的內容。
當徐再次表示沒有更多要透露的內容時，他們以藐視法庭等理由要求法官將徐送回監獄。
在2018年6月份的一次聽證會上，G-Research的律師安東尼•佩托說，徐像老虎伍茲一樣具有競爭力。 “他不僅要打敗我們，還想擊敗法院，”佩托告訴法官。徐的律師克拉格認為，他的當事人沒有什麼可透露的，“他不能工作，他無法學習，他不能回家，他看不到他的妻子。有時要適可而止。”
法官在6月晚些時候，宣稱他別無選擇，只能對徐再加一個刑期，這次是13個月。 “徐先生既沒有承認他的指控，也沒有表示悔恨，”他說，並指出徐可以簡單地通過服從法院的命令將他的判決減短為一個月。
穿著運動褲和條紋襯衫的徐珂在聽到判決時皺起了眉頭。法官發言時，兩名法院雇員安靜地進入了房間。一個粗壯的男子拿著一副手銬，是法庭的便衣官員。徐伸出手腕被銬起來，然後被帶入皇家法院的走廊。另一位官員走在他們身後，拖著一個裝滿囚犯私人物品的手提箱。
憑借良好的行為，徐珂應該可以在2018年12月左右出獄。
*本文來源 Bloomberg，作者：Kit Chellel, Jeremy Hodges；阿爾法工場譯，為方便閱讀，英倫投資客對部分語言略作修改。
(本文來源：傅士鵬 (ID:buy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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