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貿易戰啟示錄！

1.1    主流經濟思想：古典主義、勞動分工和自由競爭

大蕭條貿易戰之前，古典主義盛行，為西方各國所廣泛認同且採納。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主要主張是：

1）分工提升生產率。18世紀以來，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經濟學家發現勞動分工越來越重要，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開篇即闡述勞動分工，認為勞動分工是經濟學的首要問題，對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進國民財富有巨大的作用：分工能提高勞動的熟練程度；分工使每個人專門從事某項作業，減少工作轉換的時間和成本；分工有利於發明創造和改進工具。

2）市場的自由競爭是有效的，一隻“看不見的手”將調節社會經濟活動的有效運行：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通過市場主體自由競爭、自由投資、自由貿易以及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能使得社會福利達到最大化；

3）國家作為“守夜人”，不應過多對市場進行干預：政府干預市場將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市場運行效率下降，社會福利的損失，反對政府徵收除了足以維持和平、治安和財產權以外的稅賦。

在古典主義倡導的自由經濟下，西方各國紛紛奉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推崇古典主義所倡導的“小政府”理論，主張財政預算平衡，鮮少運用大量財政政策刺激經濟。

1.2    主流國際貿易理念：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

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國際分工與自由貿易的理論，並以此作為他反對重商主義的“貿易差額論”和保護貿易政策的重要武器。斯密認為，適用於一中國部的勞動分工原則，也適用於各國之間，從而形成其國際分工理論。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如果各國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產條件進行分工和交換，使各國的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將會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及增加物質財富。

18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倡導自由貿易的古典貿易理論逐步為學界及大部分國家所認同，並成為指導國際貿易發展、處理國際貿易關係的重要理論。古典貿易理論以古典模型的完全競爭市場和規模報酬不變為基本假設，主要包括絕對優勢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

絕對優勢理論

絕對優勢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在於各國商品之間存在生產成本的絕對差異，而這種差異來源於技術和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因此，絕對優勢理論提出經濟自由主義，認為一國的財富反映在其生產能力上，每個國家專業化生產自己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通過交換獲得本國具有生產劣勢的產品，可以滿足生產者對較高價格的追求，使得國家的實際收入水平提高，本國資源得到有效利用。

比較優勢理論

李嘉圖在絕對優勢理論基礎上，提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比較優勢的差異，即使一國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中勞動生產率都處於全面優勢或全面劣勢的地位，只要有利或不利的程度相對不同，遵循“兩優取其重，兩劣取其輕”的原則進行專業化分工，該國就可以通過國際貿易獲得比較利益。主要以英國為代表，奉行自由貿易在全球開展貿易。

自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伴隨著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貿易保護理論在後發的德國、美國等國受到重視和倡導，代表性的理論包括：

“幼稚工業保護論”（德國李斯特）認為自由貿易只有在貿易雙方工業發展處於相同階段時才會促進國家經濟的增長，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無法發展出獨立且有效的工業體系。因此，應施加關稅保護中國工業，如德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後的政策，迅速崛起為工業大國。

“幼稚產業保護論”（美國）認為國家應對一國新興產業採取包括關稅在內的過渡性保護、扶持政策，以便提高其國際競爭力，以美國為代表，自建國後長期將保護主義奉為圭臬。

1.3    國際收支調節機制：金本位下的自動調節

金本位製是以黃金為本位幣的貨幣制度，包括金幣本位製、金塊本位製和金兌彙本位製。在大蕭條之前，世界貨幣體系已重回金彙兌本位製，保留著金本位時期貨幣價值的決定基礎,貨幣仍然規定含金量，然而金幣被禁止自由鑄造,也不允許其在中國流通,取而代之的流通貨幣是各國中央銀行發行的銀行券，各國需要將黃金存放在各自錨定的中心國（英國、法國、美國等），本國貨幣與之實行固定比例率，只有當本國貨幣兌換成黃金存放國的貨幣時，才能再兌換成黃金。

在金本位製下，國際收支平衡有自行調節的特徵。在金本位下，當一國國際貿易出現逆差時，將導致外匯供不應求，若外匯匯率超過黃金輸送點，將導致黃金流出，中國貨幣供應量下降，總需求收縮、物價下跌，進口減少、出口競爭優勢增加，貿易逆差減少，國際收支狀況改善。反之亦然。

2、大蕭條貿易戰的時代背景和起因

2.1一戰後霸權勢力迭代，歐洲經濟逐步下滑

美國經濟實力大增。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逐步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出於鞏固霸權地位以及對中國產業保護的考慮，美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關稅水平明顯提高。1914-1922年美國平均關稅率已達28.3%，1920年的短暫經濟危機後，1922年美國國會通過《福尼特-邁坎伯關稅法》（Fordney–McCumberTariff Act）後，1922-1929年平均關稅率上升至38.2%。關稅水平的不斷提高一方面提振了中國農業、工業等產業的迅速擴張，另一方面使歐洲各國通過出口提振經濟以及清償戰爭債務的可能性變成泡影。1920-1929年期間，美國經濟迅速發展，國家主權財富成倍增長，大量資本迅速湧入美國金融市場。

歐洲各國經濟實力下滑。英國由於一戰期間的人員傷亡與物資損失，經濟出現嚴重衰退；德國作為戰敗國在修復中國經濟的同時背負巨額戰爭賠款，此外1928年美國抽出在德投資使其經濟狀況雪上加霜；歐洲其他各國經濟在戰後經歷短暫繁榮後，同樣出現下滑，出口增速大幅放緩疊加德國無力償付戰爭賠款，歐洲經濟陷入下滑狀態。

重建金本位制度。一戰期間，各國終止了金本位制度，戰後各國開始重建該制度：1925年英國宣布恢復金本位製，法國於1928年完成回歸。截至1929年，除西班牙以及少數亞洲、拉美國家以外，以金彙兌製形式存在的金本位已在各市場經濟國家得以重建，戰後混亂的貨幣金融體系逐漸恢復相對平穩。但在大蕭條之前，各國缺乏協調的平價關係、各自為政，導致國際收支調節無法正常進行。在金彙兌製下，由於紙幣不能直接與黃金進行兌換,而只能與黃金存放國的貨幣兌換,然後再根據這些國家的相關規定來兌換黃金,而實際黃金存放國對黃金的兌換存在著諸多限制。這就導致幣值不穩定、貨幣供應和國際收支自動調節機制功能受到限制。

2.2美國股市泡沫破裂

一戰後，因各參戰國經濟逐步恢復、產業修復，美國出口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戰時作為主要出口品的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聯邦政府採用各種方法試圖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包括向國外發放貸款，增加歐洲國家購買農產品的支付能力。此外，美國政府還鼓勵銀行發放低利率的貸款進一步刺激經濟。連年的低利率、農業信貸放低標準導致信貸過度擴張，疊加大量國際資本和黃金流入美國，投機活躍，美國證券市場高位運行。此外，美國工人實際工資增速有限，不及社會生產率，消費信貸迅速擴張，疊加1929年農業部門因幹旱和糧食價格下跌受損，產量下降，失業率上升，銀行不良貸款率提高，美國經濟結構惡化，股市泡沫風險進一步堆積。

1929年10月29日，市場恐慌情緒蔓延，所有股票被“不計代價地拋售”，美國股市泡沫破裂。早在1929年10月12日，美國股市已開始下跌，大量倉位被強行平倉。自10月24日開始，美國股市連續5日下跌；直至10月29日，股市泡沫正式破裂，當日被拋售股票達1641.3萬股，道瓊斯指數從最高386下跌40%至230，下跌趨勢持續延續至1932年，彼時股市市值較1929年已蒸發89%。1929年美國股市崩潰被視為大蕭條的起點，此後美國乃至世界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經濟乃至政治局勢動盪不安。

2.3美國施加貿易關稅

1929年，美國國會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該關稅法施加自1830年來100年內美國最高關稅，將平均關稅水平由40%提高至47%，對上千種產品提高或開始收取關稅。其中，水泥、皮革、靴子和鞋等商品由免稅品變為徵稅商品，而農產品平均關稅高達48.9%。自法案通過起，美國1028名經濟學家聯名簽署請願書抵製該法案，英國、加拿大等23個貿易夥伴國表示強烈抗議，然而最終該法案經美國總統胡佛簽字並於1930年6月17日正式實施。

美國實施《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主要出於三方面原因：

（1）保護美國部分產業。受1922-1929年連年低利率、信貸擴張以及顯著提高的生產效率影響，連續性的大規模生產導致美國農產品市場、部分工業產品市場供大於求，價格大幅下跌，施加關稅有助於保護這部分產業的利益並鞏固在政黨派傳統選區選票。

（2）緩和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帶來的經濟衝擊影響。1929年10月股災徹底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投資者損失慘重，消費能力大減，商品積壓嚴重，實體企業大量倒閉，銀行不良資產暴露，金融危機爆發。股市危機疊加銀行危機對經濟帶來巨大衝擊，美國政府企圖通過增加關稅保護中國產業，促進經濟恢復。

（3）金本位制約貨幣政策工具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為穩定貨幣供給和金融體系，努力重建金本位制度，到1929年，金本位製已經基本在各市場經濟國家得到普及。而在金本位下，“三元悖論”的困境制約了貨幣政策獨立性，金本位制約了貨幣寬鬆，促使美國採用提高關稅、減少配額等貿易保護性政策刺激經濟以及保護中國生產和就業。

3、貿易戰演變：美國引發各國施加報復性關稅

美國無視經濟發展規律，強硬實施《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進一步提高關稅，嚴重破壞了正常的國際貿易關係，引發各國的強烈不滿，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國家紛紛出台報復性貿易關稅政策，一場席捲全球的貿易大戰由此展開。

3.1  加意西瑞四國率先反擊

加拿大提高對美報復性關稅至50%。加拿大作為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向美英兩國出口各類原材料，是其主要經濟活動以及國家經濟增長點，其中小麥、土豆、奶製品和肉類製品等重點加收關稅的農產品更是加拿大的主要出口商品。截至1929年，出口貿易占加拿大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早在美國新關稅法案暫未實施之前，加拿大已採取相關措施試圖阻止事態發展。1930年5月，加拿大小幅提高了16類美國出口至加拿大的商品關稅，以此制約美國新關稅法的實施。在《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於6月生效後，加拿大進一步提高對美報復性關稅，1930年9月17日，其通過了緊急關稅法案（CanadianEmergency Tariff），對幾乎所有重要產業的商品關稅增加近50%。

意大利和西班牙提高對美國出口汽車徵收報復性關稅至100%-150%。對意大利而言，其農產品在美國新關稅壁壘中受到重創。此外，意大利汽車對外出口是其貿易收入的重要來源。而在20年代末，美國汽車迅速搶占意大利本國及歐洲市場，汽車成為美國對其最主要的出口產品之一。針對此情況，1930年6月30日，意大利宣布將全面對美國出口至意大利汽車、農業生產器械和無線電設備徵稅，其中對汽車徵稅超150%，福特汽車在意大利售價由300美元上翻至815美元。此外，意大利隨後進一步宣布將隻從購買意大利農業產品的國家進口商品。對西班牙而言，美國關稅政策打擊到其主要出口商品紅酒。1930年6月22日，西班牙提高幾乎所有美國商品關稅，並對美法意出口至西班牙的汽車徵收100%-150%關稅。法國、意大利在隨後與其進行談判並補償西班牙後關稅壓力下降，而美國出口至西班牙的汽車數量在三年內持續下滑94%。

瑞士全面抵製美國產品。瑞士作為傳統貿易出口國，鍾表製品占其出口總額90%-95%，其中約有六分之一的手表出口至美國。美國新關稅法將鍾表關稅從194%提升到266%，激怒瑞士全面抵製美國產品，1930年瑞士進口額下跌5.4%，而對美進口下跌達29.6%。

3.2英法德參加貿易戰，國際貿易全面崩潰

面對日益嚴峻的國際貿易市場，作為自由貿易最後的捍衛者——英國經常帳戶大幅惡化，最終決定提高關稅保護中國產業，並實施帝中國部特惠關稅制度，國際貿易體制走向分裂瓦解。在1930年美國頒布《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之初，作為自由貿易主義的堅定擁護者，英國並未採取措施提高關稅，選擇繼續開放市場。然而隨著加意西瑞四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國際貿易市場狀況日益嚴峻，各國商品大量出口至英國免稅區，英國經常帳戶持續惡化。此外，由奧地利信貸銀行倒閉引發的黃金擠兌風波擴散至英國，英國退出金本位，引發國際競相貶值、貿易保護和外匯管制。最終，英國於1931年11月20日頒布《非常進口稅法》(Abnormal Importation Act)，對於特定商品徵收最高達100%的歧視性高關稅。1932年2月，英國議會通過了一個新的進口稅法案，規定將對一般進口商品增收10%的從價稅，對大多數工業品實際徵稅20%，而對鋼鐵、奢侈品等徵稅更高。同時，英國組織召開渥太華會議，與其領地、自治殖民地間實行互惠關稅，即帝中國部特惠關稅制度，從而構成對其他國家貨物的歧視。

法國實施進口配額制度。受20年代早期簽訂的貿易協定約束，法國70%的進口商品關稅固定無法調整。在此情況下，法國政府宣布實施進口配額制度，該制度針對美國對法出口的電子設備及肉製品進行嚴厲的配額限制。此外，這些配額按照合同進行談判制定，保證了法國部分市場向歐洲國家開放，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歐洲聯合抵製美國。截至1932年末，共10個國家緊隨其後實行貿易完全配置或許可證制度。

德國提高關稅並施加進口配額，開發準殖民地貿易市場。作為戰敗國，德國在一戰之後背負巨額戰爭賠款，中國惡性通貨膨脹，失業率飆升，與其他戰勝國簽訂的不平等貿易協議使德國在與西方各國的國際貿易中收益甚少。在國際貿易市場全面惡化後，1932年1月德國提高關稅並施加進口配額，同時積極與歐洲東南部、南美等偏遠地區準殖民地開展雙邊貿易，以期發展中國經濟。

美國於1930年正式實施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與最初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四國的報復性關稅反擊極大惡化了國際貿易局勢，而隨後的英法德相繼實行貿易保護政策則刺激了國際貿易的全面崩潰。美國、加拿大等國在1928-1932年間關稅均上升15%以上，而英法德意等國關稅均提高超過50%。國際貿易關係的崩潰肇始於美國《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實施，美國漠視國際貿易多邊關係，單方面提高關稅以期保護中國經濟，反而進一步惡化了美國及全球經濟。

 4、貿易戰升溫引發多米諾效應，影響深遠

大蕭條作為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全球經濟危機，其帶來的後果不僅僅是貿易的急劇萎縮、全球經濟的衰退，同時也對後世國際貨幣體系、宏觀經濟理論、國家宏觀政策、國際協調機制的一系列發展變化有著深遠的影響。

4.1 貿易的惡性競爭導致全球貿易下降，全球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

總體而言，大蕭條期間各國貿易下滑明顯，全球貿易在1929年至1934年間大約減少66%。從進出口數據看，美國進口金額從44億美元（1929年）下滑66%至15億美元（1933年），出口自54億美元（1929年）下滑至21億美元。其中來自歐洲進口商品從1929年13億美元下降到1933年3.9億美元，而出口到歐洲的商品從23億美元下降到7.8億美元。西方各國進出口同樣大幅下滑，其中英德法意等西方各國進口、出口在1930-1931年間分別平均下降26.2%、21.7%。從GDP數據看，各國經濟增速均出現下滑，其中美國GDP增速在1930-1932年分別下滑8.5%、6.4%和12.9%；英、德、法三國在此期間GDP下降5.4%、16.5%和15.3%。從失業率看，各國失業率在1929-1933年間迅速攀升，美英德加在1932年失業率均超過20%，分別為23.6%、22.1%、43.8%和26%。

4.2 全球經濟持續蕭條，凱恩斯主義興起

基於市場存在“無形的手”能夠自動干預經濟、實現復甦的信念，以美國為首的不少西方國家在大蕭條之初仍堅持財政預算平衡，並沒有持續運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是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狀況持續惡化，使得人們開始質疑古典主義的合理性，凱恩斯理論興起，並逐漸成為各國治理宏觀經濟、制定經濟政策的主流理論。

凱恩斯主義認為市場經濟未必能夠實現自我調整並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需要依靠政府“有形的手”在市場失靈之時干預經濟，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具有必要性和有效性。在此理論基礎上，西方各國逐漸擴大政府支出，由平衡財政轉向功能財政，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走出危機。

 4.3 金本位製崩潰，國際金融系統基本陷入癱瘓，國際收支調節機制轉變

4.3.1  英美集團退出金本位，國際金融系統基本陷入癱瘓

1929年美國證券市場崩潰引發美國銀行業危機，隨即金融危機擴散至歐洲。1931年5月，奧地利信貸銀行宣布破產，對銀行穩健性的擔憂與對匯率貶值的預期相互助長，觸發大範圍銀行擠兌及資本外逃，恐慌隨即波及德國、英國、波蘭等國。其中，持續的擠兌風潮導致英國在兩個月內流失2億英鎊以上的黃金，英政府被迫於9月21日宣布脫離金本位，此舉引發國際間的外匯管制和競爭性貶值。與英鎊保持固定匯率的瑞典、挪威、丹麥、葡萄牙、埃及、伊拉克、阿根廷、巴西等國家相繼放棄金本位，形成英鎊集團。國際金融恐慌傳回美國，到1931年10月，美國流失黃金達7.6億美元，1933年美國宣布退出金本位，“一戰”後重建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基本陷於癱瘓。

4.3.2  國際協調失敗，金本位徹底崩潰

在意識到各自為政的政策對中國經濟局勢收效甚微後，西方國開始謀求國際合作並於1933年在倫敦召開世界經濟會議，其宗旨一是穩定貨幣，消除對彙兌的控制和運轉障礙,二是消除國際貿易障礙，盡力促使國際貿易的重新活躍。然而會議中提出的目標很快由於各國間的種種分歧而宣告失敗，1936年，法國宣布法郎貶值，同年與英、美簽訂三方貨幣協議（TripartiteAgreement），金本位製徹底崩潰。貨幣體系逐步分裂成以英鎊、法郎、美元為核心的三大集團。

由於大蕭條前完整的國際協調機制體系尚未建立，各國之間的協調主要集中於經濟層面，具有臨時性和特定性。在大蕭條貿易戰期間，國際協調機制的缺失導致沒有權威的國際組織能進行反貿易保護的裁決或提出補救機制，更沒有能令各國普遍接受的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政策。各國各自為政、以鄰為壑的局勢難以得到改善，陷入“囚徒困境”。

二戰後，國際社會吸取經驗教訓，逐步建立如布雷頓森體體系、世界銀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等國際協調機制和組織，促進國際經濟的健康發展，世界經濟進入相對較為穩定的發展時期。

4.3.3  各國競相貶值，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發生轉變

在金本位崩潰、各國競相匯率貶值的大環境下，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發生改變，先貶值的國家占據優勢。退出金本位後，各國不再受貨幣錨定黃金的限制，通過擴大貨幣供應量，調控匯率貶值，促進出口，達到改善國際收支的目的。此外，早期擺脫金本位的英鎊集團較其他國家較早解除了對貨幣再通膨（reflation）的外在約束（貨幣錨定黃金），採用積極的貨幣政策促使經濟更快、更強勁的復甦。而以法國為首的部分國家因其黃金儲備充足而堅持金本位，使得幣值高估、貿易進一步受損，經濟恢復速度較放棄金本位製的國家明顯偏慢。

4.3.4  獨裁主義、軍國主義崛起，爆發二戰

持續的經濟蕭條刺激獨裁主義、軍國主義崛起，間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對德國來說，美國股市暴跌促使美國銀行中斷對德國的援助貸款，疊加金融危機擴散，德國銀行破產，實體經濟迅速萎縮，失業率飆升至43.8%。持續的經濟衰落促使民眾轉向支持納粹黨，德國政治轉向獨裁主義。1933年1月，希特勒所在納粹黨上台執政，建立了獨裁政府。日本方面，1929-1931年間，其GDP下滑8%。1931年日本退出金本位制度，通過日元貶值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大量赤字開支用於購買武器軍備，軍國主義實力日益膨脹。持續的經濟蕭條刺激獨裁主義、軍國主義崛起，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隱患。

5、大蕭條貿易戰的啟示

1929年大蕭條初期，美國股市泡沫破裂，陷入經濟蕭條和銀行業危機，為保護本國經濟和就業，美國大幅提高關稅，發起了全球貿易大戰，隨後立即引發各國競相報復性提高關稅，甚至進口配額限制、投資限制、競相匯率貶值，導致國際貿易狀況嚴重惡化，國際協調機制崩潰，各國經濟雪上加霜。最終全面失控，金融危機不斷升級至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乃至軍事危機，二戰爆發。教訓慘痛，殷鑒不遠。

1） 貿易戰一旦開始，會引發他國報復性提高關稅，甚至升級至投資限制、匯率戰，加劇國際貿易狀況惡化。英國在1930年美國頒布《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當時並未提高關稅，然而在最初加拿大、意大利等國施加報復性貿易關稅後，國際貿易狀況惡化以及金融危機擴散使英國宣布放棄金本位、提高關稅壁壘，這加劇惡化了國際貿易狀況，引發更多國家加入貿易戰。

2） 貿易保護主義難以拯救陷入困境的經濟，重回多邊自由貿易體系才是出路。通過加征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貿易戰目的為保護本國產業，但招致他國報復，難以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只能導致全球分工被破壞、貿易萎縮。因此，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戰絕不是解決經濟金融危機的出路，相反，它只會加劇各國經濟困境，進而延緩世界經濟復甦的步伐。在各國經濟愈加緊密聯繫的今天，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不可取，各國需要加強協商合作，在開放互助中共謀發展，重回多邊自由貿易框架體系。  

3）貿易戰一旦失控，有可能進一步演化為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乃至軍事危機。危機在演進的過程中往往是非線性的，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化成危機狀態，事態的發展往往容易失控。大蕭條期間各國為保護中國經濟而不加遏止地採用提高關稅、施加進口配額、競爭性貶值等措施加入貿易戰，反而使得全球經濟進一步陷入蕭條的泥沼，並使得危機升級。

4）缺失穩定的國際協調機制放任了國際貿易狀況的持續惡化。20世紀初，國際協調機制呈現臨時性和特定性：在世界經濟格局分裂的情況下，大蕭條前各西方國家幾乎各自擁有或屬於不同的經濟區域和勢力範圍，相互之間鬥爭不斷，地緣政治局面緊張，國際協調機制尚未成體系建立，各國之間的協調主要集中於經濟層面，具有臨時性和特定性。直到二戰之後，才建立了相應的國際協調組織。伴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國際化的深入發展，世界經濟聯繫將日益緊密，開放經濟體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各國應充分發揮國際協調機制的優勢，通過多邊、雙邊的談判解決問題，在開放中協調本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係。

5）選擇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主義取決於國家利益，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激烈衝突多發生於世界霸權交替之時。英國在工業革命後以貿易立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搶占全球市場，甚至不惜以武力推進國際貿易（鴉片戰爭等），但在20世紀30年代，為應對中國農業危機以及保護中國市場，英國最終放棄了長達百餘年的自由貿易，黃金兌付危機、英鎊貶值等發生後，英國再也無力與美國抗衡。與此對應的卻是美國已實施了上百年的貿易保護主義。

但是，1930年美國的關稅法案不僅未能解決本國經濟復甦問題，反而大幅度地打擊了全球貿易，促使美國反思並調整貿易政策。1933年羅斯福上台後推行“復興、救濟和改革”的新政，1934年《互惠貿易法案》通過，國會授權總統在三年之內負責對外談判並且就調整關稅稅率簽訂貿易協議，可以自行決定將關稅最大程度降低50%而無需國會批准。經過談判，美國與許多國家簽訂互惠貿易協定，對美國恢復國際關係和貿易起到了較大作用，促進美國經濟率先走出危機，從此美國接替英國高舉自由貿易大旗。

歷史經驗表明，當國家實力弱小時需要由國家保護經濟，經濟強大後需要自由貿易來獲得市場。當他國崛起，自身衰落時，又會訴諸貿易保護主義，這就是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主義交替的軌跡，背後則是新一輪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遷和霸權交替，未來亦不例外。美國當前從自由貿易轉向貿易保護主義，而中國積極倡導自由貿易，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相對衰落的美國在遏止崛起的中國。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製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等領域跟美國的巨大差距，我們必須繼續保持謙虛學習、韜光養晦，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

本文來自澤平宏觀，作者任澤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