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間6月12日到13日，又到了聯準會(Fed)FOMC會議時間，這次會議大家最關心的點無非兩個：加息和縮表。
這事不僅我們韭菜關心，就是對其他國家的央行來說，聯準會(Fed)的收緊政策也成了必修課。繼印度喊話聯準會(Fed)後，印尼央行也跳出來，請聯準會(Fed)手下留情，慢點縮表。
你可能有疑問：“就聯準會(Fed)那幾個老頭老太，怎麼能有這麼大的能量？”很不幸，他們就是有這麼大的能量，就像滅霸的響指一樣給力。
其實美國人民也有同樣的想法。在美國這個標榜民主的社會裏，聯準會(Fed)擁有這麼大的能量，但它並不受管束。它影響著千千萬萬個家庭，但它卻不是民選的，也不用對民選的白宮政府負責。這一點讓人一想起就不寒而栗，圍繞聯準會(Fed)的陰謀論也就不脛而走了。
在FOMC會議前夕，我們就來聊聊這個民主社會裏的怪胎。
民主社會裏的怪胎
“怪胎” 這個詞不是我創造的。
1964年美國眾議員賴特·帕特曼在眾議院大廳裏大聲疾呼：“任何一個稍微熟悉美國憲法制度和職能的人都會從本質上認定，聯準會(Fed)就是個十足的怪胎！”
從美國的憲法角度看，帕特曼的看法是對的。美國的白宮政府是由一人一票投出來的，民眾選出了總統，總統挑選自己的內閣，總統看不爽的，可以辭退（我們已經見過川普的內閣變動了）。那麼，聯準會(Fed)呢？
在大多數國家裏，央行直接受命於選出來的政府，但美國卻並不完全如此。
聯準會(Fed)的最高階層是7位聯準會(Fed)委員，由聯準會(Fed)主席、副主席和其他5位委員組成。這7名委員由總統提名，經國會確認才能上任。不過，與美國其他行政部門不同的是，聯準會(Fed)委員一經任命後，總統沒有權利罷免；如果要罷免，必須有國會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投票通過才可以。這就削弱了白宮對美國央行的控制。
但情況還不止於此。
這7名委員的任期是14年，任期間隔兩年。打個比方，如果第一個委員的任期從2012年開始，那麼第二個從2014年開始，以此類推。可以看到，這種安排進一步削弱了白宮對聯準會(Fed)的控制。美國總統4年的任期內只會有兩個執行委員到期。
另外，聯準會(Fed)的主席與副主席也是由總統提名，經國會批准才能上任。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是4年，任期內不能被總統單獨罷免，同樣需要國會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所以，聯準會(Fed)如果跟政府唱反調，政府也無可奈何。
聯準會(Fed)主席與副主席辭去職位後，一般也就退出了聯準會(Fed)委員會（他們可以不退出），這樣就多給了總統換掉兩名委員安插自己人的機會。這讓“白宮控制聯準會(Fed)”這事看上去似乎多了一點點機會。
但這不是全部。
雖然7名委員是由白宮提名，但他們還要與12家儲備銀行行長共享權力。這12家儲備銀行部分為私人銀行持有，這12家銀行的行長同時也在各地私人銀行效命。這就很奇葩了。
更奇葩的是，這些行長的任命並不是由白宮來完成，而是從各區的董事會成員中選舉產生。每個區的董事會成員有9名，這9名還分了三個級別：A、B、C。這裏不細談，一樣非常奇葩。
總之，作為一個公權機構，聯準會(Fed)體系卻摻雜了不少的私人力量。我們現在非常關心的加息和縮表這樣的議題，就是在公權與私權雜交的委員會中進行。這就是FOMC。
FOMC裏面有12名委員，7位聯準會(Fed)委員再加5位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其中紐約儲備銀行行長地位特殊，擁有全部決議的投票權，還有4位委員由剩下11家儲備銀行行長中產生。
現在，我們就可以理解帕特曼關於聯準會(Fed)怪胎的說法了。這位議員在其近50年的國會任職生涯裏，一直都在不遺餘力地主張廢除聯準會(Fed)。
然而，聯準會(Fed)並沒有被廢除。
在讀《聯邦黨人文集》的時候，我不得不佩服美國建國那幫人的大智慧，確實當得起“建國之父”的稱號。當他們討論如何構建美國時，他們一方面考慮了少數人竊取政權的危險，另一方面也考慮了亂民的暴動。
從憲法的角度看，聯準會(Fed)是個十足的怪胎，但這個怪胎卻深得美國建國之父們的思想精髓。
“美國是一個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說法本身就存在矛盾。民主意味著一人一票，而資本主義意味著一美元一票，這兩者天然衝突。這就決定了，在美國的社會中，需要有一類機構來緩衝這些對立，聯準會(Fed)就屬於這類機構。白宮代表著一人一票的民意，削弱白宮對聯準會(Fed)的影響，也就是減少了洶洶民意對聯準會(Fed)的衝擊，從而使後者更容易從專業角度規範美國經濟。
聯準會(Fed)真正的選民
亨利·福特曾經這樣描述聯準會(Fed)：“美國人完全不能理解美國的銀行和貨幣體系，因此我相信，一場針對聯準會(Fed)的重大改革就要在明天清晨之前爆發。”
確實，聯準會(Fed)的神秘性和巨大能量是很容易引來清算者的，但針對聯準會(Fed)的大改革從來沒有發生過。
馬克思告訴我們，一個權力中心一定會有它的階級基礎，或者說選民。在這場中美貿易戰中，我們反製美國的大豆、汽車就是深暗這個權力之道。那麼，聯準會(Fed)的權力基礎在哪？
在聯準會(Fed)出現之前，美國已經有過兩家中央銀行。第一家是漢密爾頓設立的，1811年宣告死亡。第二家於1817年投入運行，隨即被美國人民公開指責為怪獸，17年後宣布解散。
從這裏可以看到，美國的中央銀行在美國生存下來並不容易。
聯準會(Fed)的誕生要追溯到1907年。
1907年美國爆發了一場非常嚴重的金融危機，導火索是股票市場上有一些投機者試圖操縱美國聯合銅業的股票。這些投機者借了大量的錢，但操縱失敗了，這直接導致了給他們放款的銀行和貸款公司損失嚴重。
當年紐約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突然被迫倒閉，其他兩家也瀕臨倒閉邊緣，市場一片恐慌，結果就是大家都把錢從銀行裏取出來。當人人這麼做的時候，銀行擠兌就發生了。
在這個故事的許多版本裏，摩根被描述成了這場危機的拯救者，而美國政府自感實力弱小，就重新成立了中央銀行。
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1907年的金融危機是摩根及其同盟也無力掌控的，他們立刻向白宮求救。在摩根的私人懇求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立刻採取了救援行動。美國政府僅是向紐約銀行就提供了總共近3800萬美元的貸款。
在1907年之前，確實是摩根這一類神一般的人物掌控著美國的銀行體系，充當銀行們的銀行。但1907年危機表明，華爾街實際上正在失去對整個美國金融體系的支配力量。
造成這種原因是美國工業的蓬勃發展，1900年到1910年，70%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新資金來自企業內部。隨著新興企業可以擺脫華爾街走向繁榮，掌握企業資金的新興地區銀行也不再依賴華爾街。華爾街依然占大頭，但金融力量逐步走向分散。
這種趨勢之下，美國銀行體系需要一種新的中心力量。
危機平息後，美國的共和黨參議員奧爾德裏奇負責調查金融危機的原因，他花了兩年時間提出了一個《奧爾德裏奇計劃》，提出美國應該建立一個中央銀行性質的組織。不過，但這個計劃裏，央行完全是私人性質的。之所以提出私人性質，主要是防止聯邦政府過於強大。
但完全是私人性質的央行，也不是什麼好主意。因為美國民眾非常擔心少數富人控制央行，從而央行成為以權謀私的工具。
這個計劃就此擱置。但後來1912年，民主黨人威爾遜當選美國總統，威爾遜覺得這個計劃有很多優點，就吸收了它，制定了《聯邦儲備法案》，聯準會(Fed)由此誕生。
聯準會(Fed)是在共和黨利益驅使下進行的改革，但最終卻變成由一位民主黨總統和民主黨國會在私人金融領域的一次政府干預行動。這是帕特曼說聯準會(Fed)是怪胎的來源。
聯準會(Fed)取代了華爾街的支配地位，但實際上反而加強了華爾街的力量。因為：
第一，當年華爾街依然控制了美國金融業的半壁江山，沒有華爾街的力量，美國政府想干預金融業寸步難行。聯準會(Fed)的成立讓華爾街的非正式管理變得正式，反而幫助了華爾街遏止當時金融力量分散的趨勢； 第二，聯準會(Fed)誕生的重要職責之一是：在金融危機期間，擔當最後的貸款人，借錢給發生擠兌的銀行。也正是這個職責，導致出現了“大而不倒”的情況。畢竟，避免銀行集體破產，要比讓銀行擠兌破產引發更大恐慌明智得多。這就導致了，銀行只會更加強大。 第一，央行的政策需要他們的配合，因此央行希望他們能理解其意圖； 第二，每一家金融機構都盯著央行，拼命解讀央行要表達的真實意圖，同時還預判央行的下一步決定。
美國經濟的發展帶動美國銀行業的壯大，這是聯準會(Fed)權力的基礎。從此之後，美國強大的銀行業將提供聯準會(Fed)政治保護，尤其是來自具有影響力的大銀行。這就避免了聯準會(Fed)像其兩個前任一樣悲催的短命。
1985年2月，來自13個受災農業地區的州議員代表來到華盛頓，要求聯準會(Fed)降低利率，結束價格通縮。彼時聯準會(Fed)的主席沃爾克的回應是：“看看，你們的選民不高興了，可我的選民很滿意。”
從選民這個角度看，就不難理解聯準會(Fed)為什麼在金融危機期間要對金融機構進行救助，無論它們犯下多麼愚蠢的錯誤。從公共利益出發，聯準會(Fed)可以說，這是為了避免更大的經濟危機，而從私人利益角度出發，沒有一個當權者會忽視自己的選民的。
當然，熊孩子也要揍，聯準會(Fed)會殺雞給猴看，比如2008年聯準會(Fed)就讓雷曼倒閉以作警示，但它絕不會坐任所有的選民死掉。
央行的財富分配遊戲
無論是中國還是歐美，都存在一個普遍的現象，即金融行業的工資高於其他行業，並且這個差距不會隨時間的推移而縮小。
我們可以找各種理由來解釋這事，比如這個行業的工作人員學歷普遍比較高，政府限制銀行業的競爭帶來的壟斷利潤等等。但其實最關鍵的原因是，這個行業的爸爸是央行，央行爸爸一系列的貨幣政策都需要金融機構來參與完成。央行創造了基礎貨幣，是金融機構通過一系列信用活動將它放大。
央行的貨幣政策（比如馬上就要舉行的FOMC）傳遞出來的字眼（比如利率之類）看上去總是不偏不倚，對所有人都通用，但當真實世界運轉起來時，貨幣政策遠遠不只是所謂“調控”的經濟問題，而是關於“收入分配”的政治問題。
政府的財政政策（比如個人所得稅、加稅、減稅等）會影響收入分配，每個人都能算出這些政策對自己的實際影響，但大多數人無法理解央行貨幣政策對個人分配的影響。
拿我們當下的緊縮去杠杆來講，緊縮是針對整個社會的，但實際運行中影響卻基本由弱小的群體所承擔。銀行打算抽貸，會先從最弱小的群體抽起，即使這些小企業在放大社會杠杆時的影響力非常小，但當去杠杆的鍋甩來時，它們依然首當其衝。
央行的貨幣政策決定著誰可以獲得資金，誰不可以，它決定著資金提供方可以從資金需求方的生產裏切多少份額的蛋糕，誰受益誰受損。
貨幣政策通常都批著專業術語外衣，大多數人無法理解這種經濟學語言，因而也無法明白那遙遠的央行如何奪走或者贈與了他們財富。普通民眾偶爾會指責通膨導致的財富縮水，但其指責語言往往是非常粗糙的。
但金融領域不同，因為：
第一，當年華爾街依然控制了美國金融業的半壁江山，沒有華爾街的力量，美國政府想干預金融業寸步難行。聯準會(Fed)的成立讓華爾街的非正式管理變得正式，反而幫助了華爾街遏止當時金融力量分散的趨勢； 第二，聯準會(Fed)誕生的重要職責之一是：在金融危機期間，擔當最後的貸款人，借錢給發生擠兌的銀行。也正是這個職責，導致出現了“大而不倒”的情況。畢竟，避免銀行集體破產，要比讓銀行擠兌破產引發更大恐慌明智得多。這就導致了，銀行只會更加強大。 第一，央行的政策需要他們的配合，因此央行希望他們能理解其意圖； 第二，每一家金融機構都盯著央行，拼命解讀央行要表達的真實意圖，同時還預判央行的下一步決定。
這就導致了在央行改變財富分配的遊戲中，金融行業處在占優的位置。
但這還不是全部。還有一個原因是，美國的銀行業是聯準會(Fed)的選民，其他國家的政府與央行之間即使不是當權者與選民之間的關係，也是爸爸與子女的關係。當選民或者子女鑄下大錯時，爸爸不可能不救。
在這個救助過程，政府再一次發揮了央行影響收入分配的能力。可能沒有一個行業能像金融行業一樣，當其瀕臨困境時，能讓社會買下這麼大的單。
這樣的占優位置，加上這樣的甩鍋能力，金融行業的工資普遍高於其他領域就不足為奇了。
結語
“聯準會(Fed)是個十足的怪胎。”我一位朋友曾經說，聯準會(Fed)的存在就是在告訴全世界民主是個SHIT。這種說法當然過頭了，但確實有一定道理。它背後的私人力量總讓它伴隨著陰謀論，即使美國民眾都動過廢除它的念頭。
但是，從政府角度看，即使廢掉了聯準會(Fed)，政府依然需要創造一個類似的機構去干預經濟。從私人角度看，美國的銀行業仍然會選出新的中心力量。
相比美國政府，聯準會(Fed)的話更像是咒語，當這些咒語傳遞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時，你再怎麼重視它說的話也不為過。聯準會(Fed)是全球央行的帶頭大哥，控制著全球貨幣的閘門，每一次聯準會(Fed)的貨幣政策轉向，對個人收入分配造成的影響都不僅限於美國。
2008年開啟的放水，到2015年開始的加息，再到2017年開始的縮表，財富分配的大門已經悄悄轉向，你需要做的是，審視一下自己到底站在了哪。
本文來自港股那點事，作者Jes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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