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市場理論會導致對一些事件的嚴重誤讀，比如股市泡沫。”
——羅伯特·席勒
“（行為主義者）定義“泡沫”為價格非理性的、強勁的上升，搞得好像他們能夠預測出之後價格一定會強勁下跌一樣。但根據現有的研究，並沒有可靠證據表明這些人可以預測資產價格下跌。”
——尤金·法馬
而宛如一種變態的黑幽默，在命運不羈而又嘲諷眼神的注視下，這哥倆站在了同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領獎台上，分享桂冠，面面相覷。
正文
一、混沌啊混沌，一切都是混沌
先不說預測股市，對於任何變量風雲詭譎的系統，想要預測其演變都非常困難。比如天氣預報，我們基本上能同意一般最準的就是當日和次日的預報，五天以後的預測基本靠人品，十天以後的預測基本靠歷史。然而天氣預報已然是人類預測界的學霸了，至少確實方便了我們的生活。在美國有一個電視頻道專門就是預報天氣，24小時連播，八千八百萬個家庭的觀眾。
再比如預測地震，那簡直慘不忍睹，雖然有各種神棍學說，但是科學界已接受地震目前不可預測的現實。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對於“科學家可以預測地震嗎” 這個問題的官方統一回答是——“不能，科學家曾試過茫茫多的方法，但是目前無一奏效。”所以什麼鉤星異位、蛙鼠出洞、群犬狂吠、牛瘋馬嘯、民間科學家在那裏懷才不遇，這些都不能預測地震。雖然我不懂地震科學，但是相比起可怕的民科，我還是更相信USGS。
再來看看大規模傳染病。歷史上此乃是人類天敵，見一次虐一次，直到如今談起非典、紮卡、伊波拉我們還是要婆娑發抖。於是悲天憫人的科學家總想要研究出一個機制，可以準確預測大規模傳染病的爆發。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耗資一億美元搞出一個叫 PREDICT（預言）的項目，幫助人類新發現了1000多種病毒。看似成績斐然，但其實已經淪陷於汪洋大海的人民戰爭之中 ——目前已發現的病毒大概 4000多種，但未發現的可能還有幾百萬種，而且裏面只有不確定的很小一部分能從動物身上遷躍到人身上……所以時至今日，科學家仍普遍同意傳染病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爆發，基本上看天意。
總之預測這個混沌世界的未來就是一件難到沒邊的事情。以至於量子物理一代宗師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一著急說了這麼一句有點不著邊際的戲語：預測很難，尤其當你預測的是未來。（Prediction is very difficult, especially about the future.）
二、 猩猩的飛鏢與拉普拉斯妖
自然科學領域尚且如此，人文社科那更是一塌糊塗。《超預測》（Superforecasting）的作者、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教授菲利普·泰洛克 (Philip Tetlock) 曾花了二十年時間跟蹤近300個社科領域的專家大師——政府官員、政經學者、國防專家等等，向他們提出各式各樣的預測性問題——經濟、選舉、戰爭等等。比如，您覺得敘利亞今後五年內政權性質會不會改變？巴西目前的多數黨下次選舉後會如何？諸如此類。研究結果也很直白——還是應了那個憨態可掬的隱喻——專家預測的精準程度不如猩猩扔飛鏢。
對於所有這些預測性的問題，如果你一律回答“木有改變”，那麼你的預測精度要高於專家們的冥思苦想。但話又說回來，專家預測不準只有兩個可能——要麼是預測這件事確實很難，要麼是專家很水。我是傾向於相信前者的。《超預測》裏的大規模研究，泰洛可同樣找了一些伯克利大學的大學生來做測試，結果更加稀爛，這多少可以說明專家未必水。某一件我完全不懂的事情，如果我非要去找一個人谘詢，我還是更願意去找專家，而不是去找民科。
另外這個研究還有兩點要說明： 1. 專家預測的平均水平不如猩猩，但並不是所有人都不如猩猩，裏面還是有一些大神預測能力極強，無論是因為他水平高還是運氣好。平均數的概念有時候很反人性——如果把一個睡著的統計學家頭放進火爐、腳浸入冰水，他應該會睡得很舒服，因為平均溫度非常宜人。2. 專家對於一年時間就能夠驗證的預測，判斷準確率較高。但時間一長精度就會下降，在三至五年的問題上就接近於猩猩。
未來的不確定性與人類預測能力時常不如大猩猩，再加之二十世紀一拳又一拳捶在經典科學面門上的量子理論和混沌理論，讓我們驚悉天呐我們其實是活在一個黑箱裏。曾幾何時我們是非常樂觀豪邁的，有些人認為這個世界是一隻運行嚴密的表，只要我們捕悉所有的變量和規律，我們就能準確預知未來。這就是數學家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假想出的一位著名智者，拉普拉斯的妖怪（Démon de Laplace）：
“我們可以把宇宙現在的狀態視為其過去的果以及未來的因。假若一位智者會知道在某一時刻所有促使自然運動的力和所有組構自然的物體的位置，假若他也能夠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則在宇宙裏，從最大的物體到最小的粒子，它們的運動都包含在一條簡單公式裏。對於這位智者來說，沒有任何事物會是含糊的，並且未來只會像過去般出現在他眼前。”
所以，你相不相信在股市裏存在著這麼一個拉普拉斯妖？
經濟學家也許可以告訴你，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就必然會引起什麼結果。但是他們不能告訴你真的會發生什麼（因為可能發生的事情太多了），因此也就不能告訴你真的會引起什麼結果。
我總覺得科幻小說中最宏偉，並且也最不可能實現的技術，是《基地》裏的“心理史學”，通過一個模型和已知的數據，能夠預測一段歷史，這個發明比星係一樣巨大的機甲牛逼多了。
氣象學有一個詞叫做蝴蝶效應，直到現在，我們還會抱怨天氣預報不準，至於預報地震，有的科學家乾脆宣布永遠也不可能。系統太複雜了，一點微小的影響就改變了全部。
人類社會這個系統，或許更加複雜，組成它的基本單位，是一個一個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和想法，並且那些個性和想法處在不斷變化之中。你甚至不能把握你究竟是愛上一個人了還是只是對她有好感，你更不能把握這個愛或者好感能持續多久，能變成什麼，把這種不確定性乘以70億（或許甚至是70億次方，那就可怕到不可想像了！），你說有多複雜？
所以對人類社會的建模，真的是無法想像。
經濟學比其他社會科學更加精確那麼一點點，是因為它面臨著可以用數字計量的變量，產出，價格之類，還是因為構成經濟系統的微觀主體比一般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更加易於把握，他們是理性自利的，能夠利用一切最大化他們的效用。博弈論中複雜的揣測也許個人並不會那麼做，但是一個公司呢？而無論你的性格和愛好如何，你在買賣的時候都遵循著同樣的邏輯行動。
但是經濟學只是對社會的一個側面的研究，它不得不受到社會上其他不確定性的影響，這使得它也變得非常不確定了。
尤其是你舉到了資本市場（我猜“投資分析師的投資收入還不如通過隨機數投資收益高”是受到今年獲諾獎那哥們的有效市場假說影響），股票是受人心理預期影響的，而心理預期又是受到非常多因素影響的，所以預測一個股市的平均收益是可以的，但真的根據什麼經濟理論去理財，或許收益還不如前者。
幾年之前，經濟學家裏邊有一個調查：問假如你在上世紀20年代末，你能夠不能夠預測大危機？絕大多數回答是不能。問假如那時候運用現在最先進的工具和數據，能不能預測？絕大多數的回答是不能。問假如我們馬上就要爆發一場那樣的危機，你們能不能預測？絕大多數的回答仍然是不能。
所以我們只有相信經濟學家，不是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真理，而是因為他們掌握了最接近真理的東西，我們人類不能做得更好了，但這還實在是太不夠，太不夠了。
三、 預測不能耍流氓
當然我們要為預測定義，不加限定條件或者限定條件過於寬鬆的預測都是耍流氓。聰明人在預測的時候一定會使用極其模棱兩可的語言，以後可以用來護臉。比如微軟前CEO 史蒂夫·鮑爾默（Steve Ballmer）就曾在2007年預言：iPhone完全沒有機會獲得顯著可觀（significant）的市場份額。現在來看這簡直就是豬一樣的預測，光這個覺悟就夠他被微軟開除一百次。但鮑爾默完全可以自辯，他可以說：我的預言沒錯呀，我又沒說iPhone沒有機會獲得顯著的美國市場份額，我說的是全球市場——而截止2017年 iPhone全球市場也不過是12%的份額，這不顯著呀，我對於顯著的定義是至少20%。
我由此想到美國市場的空頭們最經典的預言模式，每天一起床，他們都要喝個咖啡潤潤嗓子，然後對著這個世界吼一句：市場要崩盤！（Market will crash!）但你要是追問一下——什麼時候崩？不知道。崩多少？不知道。跌多少算崩？不知道。沒崩的話你能不能切腹以謝罪？不能。這也讓我想到天天給地震局報告地震預測的那些民科們，有朝一日真地震了，他們就會對跑去對媒體說：我已經報告了政府，是政府不作為。
當年肯尼迪也被專家們這種模棱兩可的預測語言搞得很被動。大家都知道豬灣事件讓老肯像個SB一樣，世人也詫異於為啥蓋世英雄（基於他在人類存亡最大一次危機中的表現）肯尼迪這把會輸得如此難看。在豬灣事件裏，軍方給肯尼迪的評估意見是該計劃有“不錯的機會”（fair chance）取得成功，於是肯尼迪就大膽幹了。事後軍方說，當時在評估意見裏寫“不錯的機會”，其實咱是指 25%的成功概率，所以你不能怪我們……M賣批，肯尼迪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
我們說的預測，一定是限定條件、定時定量的預測，而不是含糊不清、模棱兩可、橫豎都能避免打臉的預測。比如你說，明年一月之前上證指數能上4000點——不管結果如何，至少算一次坦誠的預測。但如果你說上證指數未來一定能漲，這就連坦誠都算不上。另外如果我說上證指數明天有70%概率上漲，這也不算一次坦誠的預測—— 因為我也同樣表示了有30%的概率不漲，而這事又沒法重複發生得以檢驗此概率。現在的天氣預報一般就採取此法，避免被刁民追打。
四、醉漢遊走
那我們來看看能否預測股市這個問題，有好幾派觀點。第一派就是二話不說的投降派，可以稱他們為有效市場派，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學派諸如尤金·法馬（Eugene Fama）教授的一幫諾獎級經濟學家。他們認為如果某些假設成立，那股價波動就是布朗運動（最早由法國數學家巴舍利耶 （Louis Bachelier）提出），用數學形容就是隨機遊走（random walk），他們認為股票價格就像個醉鬼一樣你永遠無法預測下一步會怎麼走，往哪個方向走。
隨機遊走否定了股價的可預測性，你對未來最優的預測就是現在。如果你在朝陽公園看見一個暴走的醉漢，而你要預測他十個小時後會在哪裏，那最優預測就既不是團結湖也不是石佛營，而應該是原地。照這個邏輯，今天上證指數是3400點，你要預測明天的點位，最優的預測是3400點；你要預測十年後的點位，對於此時此刻而言，最優的預測仍然是3400點。
有效市場假說似乎與我們看到的現實相悖——你會看到好消息來了股價漲壞消息來了股價跌，感覺很有規律。但對於這個隨機遊走，你要這麼理解：你現在看到股價的歷史走勢，有各種信息和噪音的干擾你當然很難看出隨機性，這叫馬後炮偏差；但對於未來而言的，就是你並不知道下一步會爆出什麼樣的新聞，如果在某一個價位上既有買家又有賣家，如果我們假設他們擁有相同的信息，那必然股價上漲或者下跌的概率都是50%，不然在這個價位上就不會有成交。結論就是——用巴舍利耶自己的話來說——投機回報的數學期望等於零。
當然此假說有很多的不切實際的假設（比如假設買賣雙方擁有對稱的全面的信息且以理性行事），不然也不會叫做假說了，你也千萬不要認為天才如尤金·法馬的這類人會真的把假說當成現實。用法馬教授論文裏的原話來講：“隨機遊走假說不能對股市價格的行為提供精確的描述。但出於實用的角度，雖然這個模型並不能完全切合現實，但或許可以令人接受。此時的股價與下一個時刻的股價之間雖然不嚴格獨立，但是彼此的關聯可能是如此小，以至於其重要性微不足道。”
而法馬在這裏說的微不足道的相關性，就是股價之間的序列相關（serial correlation，就是昨天的我會不會影響今天的我）；許多研究顯示短期股價的序列相關性並不為零，顯示出動量（momentum）的存在，而這是趨勢投資的邏輯基石。
另外有效市場假說不能解釋泡沫的形成，也不能解釋為什麼這個世界會有同一類學霸。1984年，巴菲特在哥倫比亞大學對壘有效市場假說的大佬邁克爾·詹森（Michael Jensen）。詹森的意思是基金經理基本上都在扔硬幣，業績好的基金經理無非就是運氣特別好。而巴菲特的回應是：那萬一我們發現這些本該隨機分布的運氣好的硬幣手都來自同一個地方怎麼辦？比如，他們都來自於一個叫格雷厄姆-多德的村子（都是價值投資者）。
芒格的嘴就更加損一點，他說：這幫學術奇才反正很方便，一發現不利於有效市場假說的證據——比如波克夏·哈撒韋——他們就說這是個“兩個標準差事件”（偏離均值兩個標準差的靈異事件）——去年他們叫我們“三個標準差”，今年叫我們“四個標準差”，明年可能就是“六個標準差”，反正加“標準差”要比修改理論容易多了。
大多數實戰型的市場參與者基本上對有效市場假設一笑而過，因為與實際體驗出入太大。但就算這個假說不切實際，也不代表我們能做到預測市場。比如巴菲特，雖然他的諢名叫“奧馬哈的先知”，但老爺子一般也輕易不施放“先知”大招，實在逼急了就搞個能上頭條但又略戲謔的預測——比如他認為道瓊斯指數一百年內能到100萬點。（但其實這是一個不耍滑頭的、不模棱兩可的、嚴肅的、坦誠的預測）。
有效市場假說僅僅是我們中的一些人向這個捉摸不定、風詭雲譎的混沌世界的一次妥協。
首先，當人們在說’市場有效’這個概念時，其實它背後有兩層隱藏的含義:
第一，市場很難戰勝。
第二，價格總是對的，即市場價格總是正確反映價值。
絕大多數人對第一條沒什麼異議(越是職業基金經理，越覺得市場難以戰勝。反倒是很多業餘散戶在這方面自信心更強，完美體現了無知者無畏這個道理)。
但是對於第二條，很多人表示不讚同。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可以發現有些時候市場上的價格明顯和價值偏離。比如1998/99年的互聯網公司股票價格，或者2007/08美國某些地區的房地產價格。
這種價格和價值開始發生背離的時候，也是價值投資者發揮自己知識和專長的時候。價值投資，顧名思義就是買入被市場低估的資產(價格小於價值時)，賣出被市場高估的資產(價格高於價值時)。
事實上，市場的有效程度，和市場上那些主動投資者，是不可分割的兩部分。正是因為有數以萬億計的主動投資者在那裏辛勤工作，買入賣出，市場才會變得更加有效，證券的價格才會離價值更近。
廣大投資者們，在認識“有效市場”和“價值投資”這兩個概念，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時，需要注意到以下幾個重要的知識點：
1）完全100%有效的市場，在現實中不存在。因此有效市場假說會分三種情況：弱有效，半強有效和強有效。世界上最有效的幾個市場，比如美國的國債市場，外匯市場等，也不可能達到百分百有效。但是這些市場的有效程度非常高，即使是專業投資機構，也很難獲得超出市場平均回報的超額回報，更別說散戶個人投資者了。
2）市場不夠有效，和投資者能夠戰勝市場而獲得超額回報，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個人投資者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看到幾個市場不夠有效的例子，就接著得出自己能夠輕易的從市場中獲得好的回報的結論。
舉例來說，諾貝爾獎得主，美國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席勒教授是“市場有效理論”最堅定的懷疑者之一。他早在1996年就指出美國的科技公司估值不理性，價格太高。但是如果投資者從那個時候就開始賣空科技公司的股票，那麼他還沒有等到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就已經損失慘重，傾家蕩產了。和大家分享這個例子，是想告訴大家：市場不夠百分百有效，並不代表你能夠輕易從中獲得超額的投資回報。
3）價值投資是有風險的。價值投資，顧名思義，就是在市場價格偏離其內在價值是買入或者賣出。這其中的風險包括：
A）判斷錯誤。你可能覺得某股票價格低估/或者高估了，但是你能夠保證自己的判斷正確麼？
B）時間。很多時候，某一支股票的價格偏離其內在價值，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短則幾個月，長則幾年。你能夠保證自己有足夠的耐心忍受浮虧，堅持自己的信念麼？
C）勤奮。價值投資，並不僅僅是“挑便宜貨買入”，它還包括賣出被高估的證券或者資產。因此，價格投資者需要花很多精力持續的做功課，研究自己關注的資產。
換句話說，如果想要通過價值投資來追求高額回報，那麼投資者需要達到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假設某投資者的判斷準確率為70%。該準確率比市場上絕大多數的投資者都要高。即使對於這樣的投資者來說，他通過價值投資賺錢的概率也僅為49%（買入70%X賣出70%）。這個簡單的例子可以告訴我們：主動投資獲得成功的難度有多高。
4）現實中確實有能夠戰勝市場的“股神”，但是這並不代表你把錢交給這些股神，也能獲得超額回報。背後的原因在於：
A）找出真正的“股神”非常難。
在投資中，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很難區分“運氣”和“技能”的區別。有些“股神”只是一、兩年獲得非常好的投資回報，但是這很可能只是因為他們運氣好而已。真正的股神，需要時間來證明，有長時間持續戰勝市場的，可靠的投資記錄。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股神非常少。
B）股神都是要收費的。
投資者需要計算的，是被扣除了這些投資費用以後，自己拿到手的淨投資回報還剩多少。在大部分情況下，被扣除各種費用以後，還能夠戰勝市場的投資者非常少。因此對於他們來說，更好的選擇是購買低成本的指數基金，並且設計出一套多資產的配置方法，然後長期持有。
五、 席勒的水晶球
我突然意識到預測股市這個題實在太大了—— 美股現在天天創新高，那讓我們“簡化”問題，討論一下我們能不能預測出美股什麼時候會崩盤？比如我們能不能作出這樣的預測：在2XXX年之前，標普500指數會至少從最高點下跌20% （或者 30%）？
說到預測崩盤，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席勒可以算是這一行的扛把子，因為其預測履歷出奇優秀。他曾成功預測了2000年互聯網泡沫的破滅，並再接再厲成功預測了2007年美國房價泡沫的破滅。席勒發明的周期調整後的席勒市盈率（CAPE, or Shiller PE），聽說用之回測美國股市的興衰神準無比，堪稱華爾街的水晶球。
雖說席勒市盈率很牛逼，但它畢竟不是什麼秘密武器，張三李四皆可用之，那為啥預言帝席勒能夠有此驚人的準頭呢？——原因很簡單，他是個習慣性空頭，隔三差五就預測市場要崩。2014年他就表示：“我的席勒牌市盈率警報器已經在那裏滴滴滴了，現在已經 26X 了，從1881年到現在（2014年）只有三次席勒市盈率高於此，一次是1929年，第二次是2000年，第三次是2007年。之後發生了什麼就不用我說了吧。”
這樣的話席勒教授已經持續說了三年了。但是不要誤會，席勒教授是我異常尊敬的一位學者，他其實也不認為自己能準確預測股市崩盤，他對“非理性繁榮”和“群體性瘋狂“這些人類行為現象有深入研究，深到能拿諾獎的地步。他也知道很多自我實現式的泡沫可以堅挺到讓你懷疑人生。
所以最近他的採訪裏充滿了“不確定”、“憂心忡忡”、“但不建議完全清倉”這些模棱兩可又比較溫和的語言；而現階段席勒市盈率其實已經殺紅眼了到 31X ，面前僅有1929年和2000年這兩座大山，但我卻感覺到教授似乎愈發謹慎了，今年六月他居然發言說“股市在未來幾個月可能會大漲”（注意這是前文提到的聰明人開啟防打臉模式的“預測”）。這次小小的變節看多股市，為教授收獲了許多掌聲。
另外席勒也說比特幣毫無疑問是泡沫的極佳代表（an amazing example of a bubble），但同時也表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破。如果他都不能預測股市，甚至於預測比股市系統簡單一百倍的比特幣什麼時候崩盤，那我覺得大概率這個星球上可能就沒人能預測了。
總有人想要用某些單一指標的變化去預測股市、預測崩盤，但單一指標注定要失敗。為什麼，因為歷史上什麼樣姿勢的崩盤都有。有人說估值高容易崩盤，有人說利率上升容易崩盤，有人說通膨高容易崩盤，結果——正如下表所示——在戰後美國股市所有 20%規模的“崩盤”中，既有高估值又有低估值，既有高利率又有低利率，既有高通膨又有低通膨。高估值配低通膨會崩，低估值配高通膨也會崩，你可以隨意搭配套餐。
“某個廣為人知的權威指標能用來準確預測股市”這本來就是一個悖論——因為如果天地之間確實有某一個指標能精準地擔當市場前導，那它也必然是一個被市場忽視的不算哪根蔥的指標。不然市場就會提前反應。比如，如果席勒市盈率確實就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神器，比如每次一旦它達到 20X 股市就崩盤且屢試不爽，那麼它將永遠到不了 20X，因為在到達 20X之前大家都會踴躍出逃、大賣特賣。
所以我懷疑——但不能百分之百確信——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水晶球存在。
六、結語
就如同我喜歡研究的、同樣也是這個世界大多數的問題的特性：股市能不能被預測，這又是一個複雜的不能一刀切的問題。而很多研究者本身也是在能與不能之間猶豫不決。
比如有一個叫奧斯伯恩（M.F.M Osborne）（這哥們很不出名，但今天的高頻交易者們應該來這裏拜碼頭）的人，作為天文學家，奧斯伯恩在美國海軍的實驗室裏，搞出了《論股市裏的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 in the Stock Market）這個研究成果，這有點愛因斯坦在專利局裏搞相對論的意思。奧斯伯恩在這篇論文裏得出結論：股價的變化就跟一堆在水裏的粒子的運動沒什麼兩樣。
但科學家嘛，還是講證據的，當他看到下面這個聯合化學公司（Allied Chemical）幾分鍾內的股價變動圖後，奧斯伯恩的老蛋也不定了。
奧斯伯恩想，只要不是瞎子就能看得出來，這股價變化不太隨機啊——56美元和55.75美元這兩檔價位明顯成交更多，而交易者也似乎喜歡在這兩個價位之間成交。
然後奧斯伯恩發現韭菜散戶下單喜歡限定價格在整數位，比如說9塊或者10塊，但是當時股價都是以1/8作為最小單位的（所以你會看到圖中56.125這個奇葩價位）。所以奧斯伯恩認為——聰明點的交易者會選擇在比如 9又1 /8的價位去進貨，因為他知道9塊錢有很多訂單支撐；然後他又會選擇在9又7/8的價位去出貨，因為他知道10塊錢有很多訂單打壓。這種策略下，他虧最多虧1/8美元，但卻很可能賺到向上的6/8。
於是原本對隨機遊走深信不疑的奧斯伯恩在一篇叫《交易所做市與反轉》（Market Making and Reversal on the Stock Exchange）的論文中就提出可以從市場上交易者的一些行為偏好中漁利。並且他還設想了可以通過計算機程序來自動完成這種單筆獲利較小但是頻率極高的交易。這是在1966年，當時還沒有計算機能夠滿足奧斯伯恩遠大的理想；當然現在高頻交易已經家喻戶曉，而其祖師爺就在這裏。
我的意思是：能讓一個堅定的布朗運動主義者轉而創見性地去孕育出高頻交易的胚胎——說明這個問題很難用粗暴的“是”或者“否”來簡單回答。
我個人傾向於相信（純屬個人觀點）：股價短期波動很難預測，你或許可以通過趨勢投資來漁獲短期波動，但其可重複可持續性我很懷疑；而中期（一兩年內）的價格波動更難預測，我個人的做法是徹底放棄預測；但是從長遠來看——如果你眼光放到二十年或三十年，從各國股市的歷史經驗來看還是有一定的規律，那就是：股市總是會漲的。好吧我承認這是一個不坦誠的預測。
而我認為想要獲得投資成功，你短中期能不能開天眼其實也不是很重要。正如與其去預測天氣，你不如出門帶把傘；與其去預測地震，你不如把房子修修牢；你面對一個投資世界的混沌黑箱，如果能做好分散、做好紀律、做好風控，你應該是能面對未知的明天的。當然會有很多人對diversification 分散多樣化嗤之以鼻，這個我完全能理解，看到別人全倉迅雷在那裏幾天翻一番時，我其實也是很眼紅的；但眼紅歸眼紅我不會腦熱，我知道我分散的組合雖然不能幾天翻一番，但會讓我更有信心去面對混沌的明天。
我發現好像很多食物鏈頂端的經濟學大神都對預測未來這件事比較悲觀。比如還有一個叫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的經濟學家，他曾出演了某一個台詞巨短的商業廣告：
主持人：“ 今晚，我們請到了托馬斯·薩金特教授，他是諾獎得主，也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經濟學家之一。薩金特教授，您能告訴我們兩年後定期存款的利率是多少嗎？”
薩金特教授：“不能。”
主持人轉向觀眾：“如果他都不能，那就沒人能，所以你需要XX銀行的浮動利率美金定存。”
(新聞來源:“匯眼網”) 作者：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