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股市“大選周期”是怎樣形成的？

投資界有這樣一種理論：美國總統能點石成金。用谷歌搜索“如果……應該買哪些股票”（stocks to buy if…），你會從相關信息中發現，最受關注的變量是美國大選——甚至超過了聯準會(Fed)加息等真正經濟議題。

所謂的美國股市“大選周期”（Presidential Election Cycle）能否作為可靠的投資指導呢？

找到答案的第一步是挖掘歷史數據。美國佩珀代因大學（Pepperdine）學者尼克爾斯（Marshall Nickles）研究了1942年至2002年的美國股市以及總統更迭史。他發現，自20世紀中期開始，投資領域便出現了每次持續約四年的股市周期。從1942年4月到2002年10月，總共出現了15個這樣的股市周期。

尼克爾斯從標普500指數的歷史表現入手。該指數以1941至1943年的平均股價為基準，包含了500家頂尖美國企業，被華爾街用來追蹤美國股市的整體狀況。尼克爾斯發現，在所有周期中，牛市平均持續約三年，而熊市平均持續不到一年 (此處的熊市是指“標普500指數在一到三年內下跌約15%或更多”）。

如果與歷屆大選相聯係，會得出一個有趣的結果：股市周期底部竟然出現在國會中期選舉（mid-year congressional election）附近，抑或是出現在大選開始前約兩年。同時，周期中的漲勢會延續至大選年結束。

具體而言，1942年至2004年共出現了16個熊市，其中3個熊市底部出現在新任總統就職第一年，12個出現在任期第二年、1個出現在第三年；沒有底部出現在任期第四年，也就是大選年。

（圖：1942年至2004年所有熊市底部出現的時間平均在新總統上任後1.87年。）

尼克爾斯說，這些分析暗示了一個回報豐厚的簡單投資策略：在當選總統任期第二年的10月1日（鄰近國會中期選舉）買入，然後在其任期第四年的12月31日拋售。

歷史數據中另一個明顯特點是，一些股市周期比正常情況要更長或者更短。比如，1946年至1949年就是一個短周期，而1982年至1987年以及1994年至1998年就是較長周期。尼克爾斯沒有推斷這些特殊周期背後的特定起因。但他認為，這與經濟形勢基本面以及聯準會(Fed)的作用有關。

實際上，尼克爾斯將這些股市周期歸因於經濟政策的規律性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凱恩斯理論開始主導西方經濟學界。凱恩斯主張政府用宏觀政策緩解經濟周期造成的影響。到了上世紀60年代早期，美國政府開始接納凱恩斯經濟學。從那往後，白宮便積極干預著經濟走向。

沒過多久，政客們便認識到了經濟狀況與選票之間的關係。在美國，利率和貨幣供應等政策由聯準會(Fed)主管，政府機構對此影響力有限。不過，政府能夠影響財政政策——稅收和開支。每到大選前，政府常會禁不住誘惑，推行提振經濟的財政政策來為現任政黨“拉票”。大選開始前的這些舉措加上競選者的承諾，往往令選民歡欣鼓舞，而投資者也會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選舉結束後似乎會出現一種“反向影響”，這會導致投資者樂觀情緒下降。《投資者年鑒2004》（The Stock Trader’s Almanac 2004）一書作者赫希（Yale Hirsch）基於研究指出：“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對經濟和股市有深遠影響。戰爭、衰退和熊市往往起始於或者發生於總統任期前半段，並且牛市往往出現在後半段。”

尼克爾斯認為，歷屆政府在這方面表現出的一致性與可預見性、以及競選人高談闊論對經濟的潛在影響，促使投資者認為，經濟形勢、企業財務狀況以及股票價格會在大選之前一片大好，此後則會偃旗息鼓。

重大市場周期通常呈現出陡峭的“V”字型走勢，跌幅在10%以上；緊隨其後的股市復甦往往是由政府刺激措施推動。政府刺激的本意是要避免可能出現的經濟衰退，確保支持率。不幸的是，大強度財政或貨幣政策刺激通常會導致通膨；通膨高企時政府不得不出手“滅火”——經濟周期和股市周期就這樣延綿不絕。

尼克爾斯其實已經引出了找到答案的下一步，隻不過他沒有說出來——由於白宮由民主黨和共和黨輪流占據，因此不同執政黨與股市表現之間的關係也值得關注。

標普（S&P）旗下研究公司Capital IQ首席股市策略師斯托維爾（Sam Stovall）研究發現，自1945年以來，在民主黨總統治下，美國股市年均漲幅是9.7%；而共和黨總統執掌白宮期間，年均漲幅僅為6.7%。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兩位經濟學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當民主黨人入主白宮時，標普500指數成分股的年化收益率較共和黨人擔任總統期間高出5.4個百分點。

儘管希拉蕊以普林斯頓研究為依據，多次公開宣稱“民主黨總統治下美國經濟表現更好”；但兩位教授表示，這並不是因為民主黨政策更優越；有時純粹是靠運氣，比如趕上全球經濟繁榮、油價保持平穩。

（圖：1945年以來曆任總統任期內股市年均漲（跌）幅。 來源：CNN）

例如，史上最佳股市表現反倒出自共和黨總統福特（Gerald Ford）治下。福特於1974年8月至1977年1月擔任總統期間，標普500指數年均大漲18.6%。從市場角度來看，就任“時機”幫了福特大忙。股市通常會在大跌後大幅回漲，而福特正好是在股市低迷之際入主白宮。在他之前，尼克鬆（Richard Nixon）辭職下台、油價飆升、美國陷入衰退。就在第二次石油危機、通膨惡化之前，福特敗選下台了。

在任期間股市漲幅第二高的總統是民主黨人克林頓（Bill Clinton）。克林頓擔任美國總統共八年，期間標普500指數年均上漲14.9%。CNN的報導說，對於這一點，他可以感謝“互聯網泡沫”（tech boom）。

歷史上，僅有兩位總統任期內股市（年均）下跌。不幸的是，他們都是共和黨人：尼克鬆（-5.1%）和小布什（-4.6%）。

有趣的是，斯托維爾還研究了不同黨派控製國會時股市的表現。他發現，自二戰以來，當共和黨人擔任總統且共和黨控製國會時，美國股市表現最好。緊隨其後的良好表現確也出自民主黨總統治下，但前提是民主黨沒有控製國會——要麼由共和黨控製，要麼就是“分裂國會”。

總之，美國股市與總統大選之所以呈現出某種關聯性，主要是因為它們都受到一個共同因素的影響：經濟形勢。1992年，當克林頓的競選策略主管卡維爾（James Carville）被問到“究竟是什麼決定著總統大選”時，他回答說：“是經濟，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