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對於少子化的處理積極度不足

事實上，隨著時代的演變，對於現代家庭的父母來說，平均育兒成本其實變得更高了。傳統社會中的大家族制度已經消失，改成小家庭為主 的模式，育兒的「工作」完全由父母承擔，而不是大家族中的成員們分攤。但是現在父母經常是雙薪家庭，爸爸和媽媽都得上班工作，才能負擔家庭的消費支出。

尤其是家庭收入所得位於後60%的家庭，家庭支出佔家庭可支配所得的比重超過85%，甚至得靠社會補助才能「拮据」地活下去。不管是雙薪還是單薪家庭，只要家中的經濟支柱，平常工作的工時佔據大多數的時間，為了扶養照顧家中新生兒，父母其中一人勢必得「兼職」照顧小孩，甚至是辭職，專職照顧小孩。因為相對於30〜40年前，所有物資和服務的物價支出都變得更高，但工作時薪的成長卻遠跟不上物價，有了小孩之後，家中的消費支出必定 大幅增加，於是父母雙方得同時兼顧撫育幼兒和維持收入，生活壓力相對提高。

而且台灣家庭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1976年，所得排名前20%和後20%的家庭，家中支出相對於可支配所得的比重在 75%~95%之間，代表大部分的家庭還是可以支應家中消費支出。1993年是台灣家庭消費支出對可支配所得比重相對低的時候，不管是消費緊縮還是所得增加，或者兩者都有，至少家家戶戶手上還是有閒錢的。

到了2014年，前20%的家庭，家中支出相對於可支配所得比重是66%，但後20%的家庭已經飆高到106%，得靠社會補助才能達到收支平衡。後20%~40%的家庭也蠻慘的，可支配所得中超過92%都要負擔消費支出，可支配所得是前20~60%的家庭，80%的可支配所得也要拿來消費支出，未來，台灣籌組家庭的經濟壓力還會越來越大（見圖1）。

圖1：平均每戶消費支出對所得比（案戶數五等分位組）

資料來源：行政院

在台灣，政府對於提高出生率的做法主要是以現金補助為主，至於後續的家庭幼兒照顧，政府是不管你的。這其實是半套式的做法，在許多歐洲的已發國家中，生兒育女是國家大事，政府政策的設計，從媽媽產前協助，到產後的幼兒照顧，一直到後續長期的托育服務，讓國民生育的意願逐漸提高。

嬰兒出生後，爸媽就會開始感受到24小時隨傳隨到的待命，隨時都會有任務。不管你身在廁所，還是正在烹飪，不管有多緊急，手邊的 工作都得放下來，照顧家中的新生兒。為了讓家庭有較完善托嬰照顧，一些已開發國家會派社工人員到家中協助，讓剛生產後的媽媽可以較充分的休息，並且學習如 何照顧新生兒。在台灣，新生爸媽得自己找月子中心，取代這些流程，如果是傳統大家族，家中的婆婆媽媽就得身兼月子中心的功能。換句話說，在台灣，生兒育女是國民自己家裡的私事，但在西歐、北歐等國家，生兒育女是國家大事。

台灣企業寧願違法，也不願承擔托育責任

但最難的環節在於幼兒成長到幼稚園以前的托育制度。因為父母必須就業維持家庭收入，小朋友的日間照顧必須要由政府協助，才能大幅 降低幼兒養育的壓力。歐洲已開發國家把公立托嬰機構設置得較為完善，但在台灣，即使政府立法要求250人以上的企業必須提供托育協助，台灣大多數企業寧可 違法，也不願負擔這些責任，頂多和托嬰業者合作，提供優惠，人民也不用期待台灣政府會有更完善的作為。

在物價和房價高漲的時代，家庭中爸媽都要上班的比例越來越高，但台灣平均薪資扣除通貨膨脹卻停滯20年，如果家中經濟支柱都落在爸爸或媽媽身上，家中的經濟壓力會相當大；如果把小孩交給托育機構，又會發現許多問題。

當你真的有小孩，又要找保母或幼兒園的時候，就會發現台灣幼教產業簡直是慘不忍睹的糟糕。那是一個失控的市場機制，因為許多家庭 有托育的需求，需求大於供給的情況下，托育機構收費相對較高，但身在第一線照顧的教保人員，薪資卻相當低，幼教人員流動率高，托育品質參差不齊。私營托育 中心收費比公立更高，但幼教人員的薪資卻更低，保母的收費機制和工時也沒有完善的監督，甚至地方政府的錯誤定價規定，嚴重擾亂了原本的保母收費機制，就算 收費價格高也不等於幼兒照顧有保障。

在已開發國家，托育制度通常由「公立托育」、「營利型私立托育」、「非營利型私立托育」等三大業者來維護托育品質，讓政府主導左 派和開放市場的右派互相調節，制度相對完善，但是台灣政府則是非常消極的態度，不介入也不負責任，應該以公共利益為優先的托育機構，變成收費昂貴，但品質 落差極大的問題產業，政府只想做簡單的補助，缺乏實質的管理，結果變成砸錢卻事倍功半的低效益，短期內也看不到政府的解決決心。

如果是爸爸或媽媽一人專職照顧小孩，政府必須讓家長無後顧之憂，從產假到育嬰假，必須設身處地替家長考量，甚至是有薪假和育兒津 貼，讓職業婦女可以安心生產。實務上，媽媽在哺乳期間，如果要同時分心工作和育兒，最後往往會心力嚴重疲乏，職場專注力也會相對低，這段期間不如讓媽媽請 育嬰假，專心照顧幼兒，讓孩子健健康康地長大。

歐美等已開發國家，針對少子化和家庭親子關係這類的社會福利，因為是相當長期的政策，短期內難以看出政策成效和副作用，不但對社 會不能造成太大衝擊，很實施政策還要考量國家財政負擔，並且盡可能符合市場機制；最難得的是，盡可能以當事人的角度來著手設計整個制度和配套措施，這樣成 效才能事半功倍。但是在台灣，政府的心態經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趕緊把看得到的問題解決，至於副作用就直接忽略，結果產生更多副作用，又得設計更多半套 的政策來彌補，然後衍生更多副作用。不停的無窮迴圈，問題卻越滾越大。

延長課輔時間反而助長加班劣習

典型的例子像是，小學課後輔導只到下午五點，可是許多家長五點還在上班，為了讓家長可以準時接送小孩，所以延長課後輔導時間，讓 家長可以來得及接小孩放學，這就是典型的削足適履。為了延長課後輔導，輔導老師也得延後下班，資方雇主可以要求父母加班到課輔時間結束，所有上班族的工時 沒有縮短，唯一縮短的是陪伴孩子的親子時間，而解決這些問題最好的方式，其實是讓家長在下午五點都能順利下班，家長從早到下午上班八小時，下午五點下班應 該合理化，避免過度加班，而不是讓一大群勞工都在過勞加班，大家的時間損失，早已遠超過加班所產生的生產力，得不償失。

圖2：1950~2025年已開發國家15歲以下人口與15~64歲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聯合國

少子化和高齡化是全球已開發國家不得不面對的事實。老年福利和幼兒福利都很重要，但以國家長遠的發展來說，幼兒是國家未來的棟 樑，國家應該把更多的資源分配給幼兒，因為幼兒在政治上沒有選票，幾乎無影響力，而且是幼兒政策至少是15年以上的長期政策，對於任期有限的政治人物來 說，自己任內根本無法從幼兒福利政策中獲得選票。對社會大眾來說，自己年老時就能享受老年福利，自己未來也會老，但如果不結婚不生育，沒有小孩的「負 擔」，養兒育女是別人家庭的問題，與自己無關，甚至還要提撥更多國家公共支出，自己還是享受不到好處。社會大眾容易忽視少子化的後遺症，事實上少子化將是 台灣21世紀面臨最大的國安問題，只是問題還沒有嚴重到讓社會大眾感到威脅，事不關己，己不操心。

但即使如此，已開發國家的政府在20世紀末，仍然針對改變國家人口結構，研擬了一系列的政策。已開發國家意識到，改善少子化問題 至少得花15年以上的時間，所以必須盡快實施，已開發國家政府在1990年代的努力，在2010年以後終於有所改善，幼兒人口比重成長開始穩定下來。整體 而言，已開發國家對於婦女生育是當作國家大事來處理，因為那是國家未來發展的希望，但台灣從社會到政府，對於少子化問題的態度卻不太在乎，從婦女懷孕後的 生產、就業待遇、未來升遷到整個社會的育兒環境、幼教制度、相關從業人員薪資待遇，可見一斑。

要改變台灣的出生率，就得改善整個育兒環境和社會大眾對幼教的態度。這個改善空間其實相當大，就看人民和政府是不是真的願意誠實面對這個危機。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Editorial/publish-2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