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淮南20120701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與法國之間爆發了凡爾登戰役(Battle of Verdun)，總共超過70萬人陣亡。戰況之慘烈，血流足以成河。68年後，也就是1984年，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與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共同出席凡爾登之役紀念典禮。當時天空下著雨，柯爾的右手緊握著密特朗的左手，共同面對陣亡將士，一起宣示：「歐洲是我們共同的祖國」(Europe is our common fatherland)。
柯爾與密特朗都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柯爾曾回憶，當時他還是個十多歲的小孩子，在跋山涉水回到殘破不堪家鄉的路上，第一次感受到飢餓的恐懼。較為年長的密特朗則參加地下反抗軍，曾被德軍俘虜。在一次演講中，密特朗回憶他的親身體驗，在台下聆聽的柯爾，不禁潸然淚下。
兩國領袖手牽手的那一幕，日後成為歷史的經典。那一刻，兩大世仇捐棄成見，成為共同奮鬥的親密朋友。兩人深信，歐洲的統一，攸關戰爭與和平。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便以堅定無比的決心與勇氣，排除萬難。7年之後，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 on European Union)簽訂；再過了8年，歐元誕生。兩位巨人最終的願景，獲得初步的實踐。
如今，歐元的存續岌岌可危，國家之間，相互埋怨，不斷齟齬，將歐洲進一步推入無底深淵。此一情景，令人想起聖經中有名的巴別塔(Tower of Babel)故事：大洪水之後，共同使用同一語言的人類，聯合起來興建通往天堂的高塔。但上帝認為人類過於自滿、驕傲，若此塔建成，將會為所欲為。於是就讓他們各說不同的語言，以致無法相互溝通，巴別塔最終歸於失敗。
歐元的問題，是天意，還是人為呢？攤開歐元區的基本資料，平均每人GDP與日本相近；2011年財政赤字對GDP比率為4.1%，低於美國與日本的9.6%與8.2%；政府債務餘額對GDP比率為88%，也遠低於美國的102.9%與日本的229.8%；經常帳餘額對GDP比率，僅為-0.3%，也接近平衡，且優於美國的-3.2%。從這些基本面來看，歐元區不但不應該陷入一片混亂，而且理應較美國與日本表現為佳，何以會有今日困頓的局面？
不妨以美國做為參考架構，以檢視歐洲的問題。美國是50個州組成的聯邦體制國家，有如共同使用美元的50個國家。雖然各州經濟情況差異很大，且存在著各種大大小小的經濟問題；但長久以來，被視為共同通貨區的典範，也是當年歐洲國家準備走向政治統一的師法對象。
美國是個貨幣與財政完全統合的國家，如果地方州發生經濟金融問題，可透過財政移轉機制，將資源移轉到亟需援助的地區。除此以外，美國能夠迅速動員財政資源，也可避免問題擴散至其他地區。一如2008年，美國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機，在情況最為危急的時候，財政部透過國會立法，動員規模更大的財政資源，在一年之內，迅速穩定了局面。
歐洲方面，歐元誕生之後，成為歐元區卓越的債務融通機器；該區國家得以低利不斷對外舉債，以因應入不敷出。歐元區整體來看，雖然經常帳餘額對GDP比率接近平衡；但主要國家中，僅德國與荷蘭為經常帳順差國家，其他不少國家，尤其是問題國家的經常帳出現持續性的逆差，反映了這些國家不斷向外借款、寅吃卯糧。有的舉債國家主要問題發生在政府部門，形成主權債務危機，如希臘與義大利；有的舉債國家問題主要發生在銀行部門，形成銀行危機，如愛爾蘭與西班牙。一旦各種問題陸續爆發，便對整個區域不斷造成強大的衝擊。
很不幸，歐元區雖然是貨幣巨人，卻是財政侏儒。歐元區的財政整合，只建立在鬆散的財政紀律化要求，卻沒有財政聯盟(fiscal union)的設計。柯爾與密特朗最終的理想是建立統一的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但歐元區成立之後，歐洲國家忽略其重要性，耽於歐元帶來的龐大利益，在財政整合制度的建構上並無真正的進展。問題發生之後，沒有財政移轉機制可資運用，以支援受困的會員國；更因為缺乏這樣的制度，反而導致國家之間相互指責，一事無成。
除了財政沒有統合以外，過去歐元區的金融發展，側重在資本自由移動及銀行與金融業經營自由化等，而在金融監理方面，主要採取會員國相互尊重的互惠主義。一直到2010年7月，方著手推動泛歐的金融監理機制。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歐元區部分會員國的銀行體系，就已陷入經營困難與不良資產偏高的問題；而由於歐洲缺乏統一的金融監理制度、銀行存款保險機制、銀行紓困基金、金融機構接管等與銀行聯盟(banking union)有關的制度設計，更使得銀行難以承受危機的來襲。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即主張，金融監理與債務重整應肩併肩、手攜手，共同前進。
美國方面，受到金融自由化風潮的影響，其金融監理機制也相當鬆散，最終導致次級房貸危機，並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機。但美國本就已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而在雷曼兄弟倒閉，情況十分緊急的時候，美國聯準會立刻大規模擴大資產收購計畫，及時防止了金融體系崩盤；又在國會通過立法後，政府進一步接管大型銀行，有助於抑制危機的擴散。
歐洲地區也應該進行深度的經濟結構改革。例如，歐洲勞動法規十分嚴格，對勞動者過於保護，而部分問題國家的福利政策過於寬厚，以致於生產力呈現停滯，使問題更形嚴重；因此應該進行勞動市場改革，並調整公民營事業的結構，以提昇對外競爭力，扭轉持續性經常帳逆差的趨勢。
歐元區若僅有財政聯盟、銀行聯盟與結構改革等，尚不足以克竟全功。這是因為各國的經濟除了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以外，還有就業政策、工資政策、貿易與產業政策等，以及非經濟層面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等領域。長期而言，歐元區應進行深度的政治整合，走向政治聯盟(political union)，以促使各個政策領域皆能協調一致。
這當然是一個相當困難的目標。但歐洲危機使得歐元問題影響及於全球。1971年，尼克森政府時代的財政部長康納利(John Connally)脫口說出：「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那是你們的問題。」(The dollar is our currency but your problem)；2012年6月18日，美國華爾街日報改為：「歐元是他們的貨幣，但卻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The euro is their currency but everybody's problem)。歐元影響之深遠，一旦崩解，後果難以想像。歐元並不只是17個歐洲國家共同使用的貨幣，它也是主要的國際貨幣與國際準備貨幣，確保歐元的存續與穩定，歐洲國家責無旁貸。
在一片紛紛擾擾當中，我們欣見最近的歐盟高峰會踏出重要的一步。歐盟領袖責成歐洲央行建立單一的銀行監理機制，在該機制確立後，可透過現有的歐洲紓困機制注資銀行，並購買成員國的主權債券。注資銀行可切斷主權債務評價與銀行資產價值下跌，相互造成的惡性循環；而購買主權債券則可降低問題國家的借款成本，兩者皆有助於促進歐洲的金融穩定。此外，歐盟將斥資1,200億歐元，用以刺激歐洲地區經濟成長，並創造就業機會，對於問題國家擺脫財政緊縮與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也具有正面意涵。
在2012年底前，歐洲理事會也將提出經濟暨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報告，內容包括金融整合架構、預算整合架構、經濟政策整合架構、強化民主的正當性與可信度等四大願景，期望有助於使原本制度不全的歐元區，蛻變成真正的貨幣聯盟，進而成為歐洲統合的基礎。
這些都是令人感到欣慰的發展。回顧當年柯爾與密特朗的雄心壯志，或許他們早已知道，非經刻骨銘心的深刻體驗，難以成就歐洲統合大業。期盼德國總理梅克爾與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會以天下蒼生為念，並以柯爾與密特朗的再世自我期許，下定決心、堅定意志，致力於解決歐洲危機，促進歐洲統合，不僅有益歐洲，也將有助於全球政治、經濟的長期穩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