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民主黨大佬提議對富人“大開殺戒”:超10億美元征77%遺產稅!

正如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Bridgewater)創始人達利歐(Ray Dalio)所言,美國已開啟新一輪總統選舉周期,如何應對貧富不均這一日益嚴峻的問題將決定下屆選舉的贏家。

從上周達沃斯論壇開始,不斷傳來美國國會民主黨議員要求為富人加稅的呼聲。周四的最新消息顯示,據稱有意參選2020年美國總統的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計劃推出“為了99.8%的人”法案,希望向約占美國人口0.2%的最富裕人群徵收最高77%的遺產稅。

桑德斯是參議院中的無黨派人士,但投票傾向於民主黨,曾參加過2016年總統大選與希拉蕊一爭高下。他提議,向價值350萬至1000萬美元的遺產徵稅45%、1000萬至5000萬美元的遺產徵稅50%、5000萬至10億美元的遺產徵稅55%、超過10億美元的遺產徵稅77%。

據美國總統川普稱為“假新聞”的《華盛頓郵報》率先披露,桑德斯的助手表示,這一法案計劃從美國558名億萬富翁處征集2.2萬億美元的遺產稅,代表最富人群的淨身家至少為3萬億美元。鑒於遺產稅的定義,並不清楚多久才能完成徵收,預計未來10年可徵收3150億美元。

上述報導稱,美國在1941到1976年間曾執行過77%的最頂級遺產稅率,徵收門檻最低也是350萬美元,桑德斯的計劃基本等於恢復當年的規定,也是1970年代以來罕見的水平。

2017年川普稅改將遺產稅的豁免最低門檻從350萬提升至1100萬美元(家庭門檻為2200萬美元),有效期至2025年,民主黨批評是給富人減稅。本周,參議院共和黨領袖Mitch McConnell和川普好友Chuck Grassley等共和黨大佬聯名提議廢除遺產稅,認為是不公平的死亡稅。

“富人稅70%”這樣聳人聽聞的概念,最早由新當選的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Alexandria Ocasio-Cortez提出,她建議對年收入1000萬美元以上的人群徵收70%的“邊際稅率”。上周,有意參加2020年大選的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參議員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超級百萬富翁稅”,欲為財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富人每年增量徵稅2%,為超過10億美元的人每年多徵稅3%。

同樣打算參選的加州民主黨參議員Kamala Harris則走了“底層路線”,本月建議設立給低收入個人的3000美元退稅優惠而且沒有附加條件,退稅的款項將來自回撤部分川普稅改,以及對大型金融機構收取額外費用等。上述議案可見,民主黨試圖打造“共和黨隻為富人代言”的輿論形象。

另據福克斯新聞的民意調查,大多數美國選民支持給富人加稅、同時增加中國開支。1月20-22日的數據顯示,有51%的受訪選民想要增加基建、國防安全、教育和醫療等中國項目投入,70%的人支持給收入超過1000萬美元的富人加稅,65%的人支持給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加稅,44%支持向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人加稅,只有13%支持給全體美國人加稅。

經濟學家Edward N. Wolff研究發現,截至2017年,美國最富裕的1%人群擁有全國財富的40%,財富集中程度為1962年以來最高。桑德斯本人認為,給富人加稅、特別是利用累進製的遺產稅,是減少財富不均、關注正在消失的中產階層的最好方式:

“當太少人擁有過多、太多人擁有過少,從道德、經濟和政治的多角度出發,國家都不會繁榮,共和黨參議院領導層希望為全美最富裕的1700個家庭徹底廢除遺產稅,這太荒唐了。”

不難想像,對富人加征重稅的觀點無法得到華爾街和美國商界高管支持。橋水達利歐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間隙對CNBC表示,在改變貧富差距之前,需要考慮一些嚴重的影響,稅率變化將對激勵機制產生巨大影響,可能對資本流動,以及市場和經濟產生意想不到的重大衝擊:

另據彭博社,戴爾創始人兼CEO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也在達沃斯的一場小組會議中表示:“我不支持這種做法,我不認為這將有助於美國經濟的增長。”投資公司Guggenheim Partners的高管斯科特·米納德(Scott Minerd)直言,這項提議(富人邊際稅率70%)“太可怕了。”

星巴克創始人兼前CEO、打算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2020年大選的“星爸爸”舒爾茨(Howard Schultz)本周表示,他也反對民主黨眾議員對年收入1000萬美元以上富人徵收70%邊際稅率的提議:“民主黨的觀點不代表大多數美國人,我不認為美國想要70%的所得稅。”

儘管要不要給富人徵收重稅還在討論階段,很可能不會在美國成形,但正如橋水達利歐在達沃斯論壇結束後的一篇觀點文章所言:

雖然我們還沒有看到市場對此類新聞做出反應,因為現在就押注誰將勝出、勝出者將怎麼做還為時過早,但我們知道,形勢將變得越來越明朗,然後將在未來兩年內塵埃落定。我們知道,這些事情將對資本流動、市場估值、經濟狀況、中國及國際關係產生重大影響。

就像上世紀30年代末那樣,民粹主義+經濟疲軟+央行寬鬆有限+大選 = 高風險市場和高風險經濟體。\

(新聞來源:華爾街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