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美國的談判進程,在2019年5月初出現了重大變數。美國是講究契約精神的國家,已經談妥的貿易協定,實務上就是按照條文執行,但人治為主的中國,卻經常性會刪除或修改條文契約,來解決承諾的規範。中國長年在國際貿易和商業市場,竊取美國知識財產權與商業機密、強制技術轉讓、開放金融服務以及貨幣操控等行為,加上美國認為,中國對美國承諾的改革承諾都變成空洞,所以談判過程中,美國設計了一套實務上有效核查中國承諾的執法制度,希望中國能夠接受,這不單只是貿易協議而已,實質上還會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管理階層的控制力與執政穩定性。

即使像是中國和英國在全球公開承諾會共同遵守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國也可以公然毀約,認為《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以美國的立場來說,就算中美談判順利落幕,美國仍然會傾向把風險降到最低,例如逼迫全球製造業在中國移出供應鏈,讓美國大幅減少對中國這個舊式世界工廠的依賴度,用其他新興市場和美國來生產製造業產品,取代中國,以免日後中國又破壞目前談妥的契約內容。

中國和美國的談判結果,理論上近期就會攤牌,如果是以台灣的立場,中國和美國的談判破裂,未必是壞事,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關稅驟增,對於越南、南韓、台灣、墨西哥來說,美國進口轉單的效益會非常明顯,2018年全球製造業重鎮從中國轉移出來,雖然轉單不是工廠架好就可以馬上生產,中間還有一段時間差,但是可以預期,產業供應鏈已經大洗牌,這也是為何台商2019年密集的回流台灣,甚至跑到美國,加上美國和台灣政府,同時也都對這些企業減稅,彌補企業的轉移成本 ,Trump其實也持續「技術性」的延後增加關稅的時間點,幫在中國的國際企業爭取遷廠的時間。

製造業供應鏈轉移,對台灣的資本投資幫助非常大,因為民間投資一直是台灣很弱的GDP項目,只要企業回留台灣增加民間投資,那勢必會帶動資本設備進口,資本形成會明顯增加,同時縮減台灣長期以來的超額儲蓄(台灣人其實很有錢,只是沒有好的投資目標,結果一堆錢湧向儲蓄和保險)及經常帳順差,2009~2017年,台灣包含家庭及企業的民間部門,儲蓄率平均是32.6%,投資率卻只有21.24%,儲蓄率大幅高於投資率,民間游離資金氾濫,如果能引導到民間投資,加上企業也會在台灣擴大採購,台灣的內需會很明顯的成長

其實,中國和美國就算完成談判,台灣還是可以從供應鏈轉移中受惠,因為中國製造業自亞洲主要經濟體進口中間財的年增率,已經逐漸下降,降到薄利,甚至微利,美國要求中國的貿易改革,會讓中國的製造業生產成本大增,高到中國賺中間財的套利空間趨近於零,甚至負值,這也是在中國的外國企業往外跑的原因,因為營運無利可圖,商人不是笨蛋,他們逐利為首要目的,沒有利潤,外移是很正常的現象

台灣的生產成本在國際上,雖然比開發中國家高,但綜合生產成本,其實也不算特別高,對於歐美終端消費者來說,在台灣下訂單還是很有誘因

台灣整體外銷訂單,中國生產比重47.9%,可見台灣企業用中國當出口商品中轉地是非常明顯的,如果未來不要中轉,直接在台灣生產和組裝,直接出口到歐美,那台灣的經濟轉型,就能順利出現了,當然,最好還是得靠Trump推一把,加速這個趨勢

事實上,美國已經在改變中國為組裝地的現象,台灣直接出口到美國的比重會逐漸回升,美國的進口商,也會逐漸要求,賣方要提高非中國製造的零件比重,如此以來,台灣業者就會減少把零件出口到中國,直接在台灣組裝後出口到美國,我認為這個趨勢已經是正在進行式,只是改變還不夠快,需要更多時間,如果中國和美國談判破裂,那改變的速度就會加快了,美國業者需要物美價廉的製造業商品,如果台灣能補上中國產能的缺口,那美國業者會很樂意轉單到台灣的,台灣內需自然就會揚眉吐氣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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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oe您好,可否請問一下,照這樣看來,台灣的內需增加之後是不是又推升了房地產價格? 對人口紅利減少是不是產生抵銷的影響?謝謝您的回覆,
    小魚

    • 我想等台灣總統大選選完再評估,因為政黨輪替的話,外交政策可能大轉彎,進而影響整個經濟前景,所以現在評估還太早,但是選前的話,我認為內需消費類股還是相對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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