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下半年，全球重要的歐洲市場，歐元區爆發大規模的債務危機，包含希臘、愛爾蘭、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債務問題較大的數個國家，因為高度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出現大規模流動性問題，引發全球金融風暴。為此，歐洲央行（ECB）從2011年底開始持續降息至0%的水準、實施大規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大量印鈔救市，讓歐元對美元大幅走貶；而許多債務沉重的會員國，開始實施數年嚴格的財務撙節政策。
數年過去後，2017年歐元區的經濟有所好轉了嗎？
2015年，歐元區的整體經濟成長已經來到接近2%的水平，即使是在全球經濟成長相當低迷的2016年，GDP成長也有1.7%的水平；與此同時，歐元區的整體就業人口也創下歷史新高，比起2008年-2013年景氣低迷的時期，總就業人口成長超過500萬人次。從許多統計數據都可以看見歐元區的經濟緩步復甦中，不只服務業的商業信心指數逐步恢復金融海嘯前的水準，工業也從衰退中復甦。歐元區中，則以中歐和西歐的會員國，其經濟復甦更為顯著。
景氣好轉也反映在證券市場上，德國股市DAX已經從2011年底的5,000多點，2015年一度飆升到12,500點，2017年初則是維持在11,000點左右（如圖）。數年來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以及各國政府配合實施改善財務的政策方針，已讓位處歐元區核心會員國的企業營運，逐步恢復成長。
企業如果預期景氣前景能持續回溫，就能持續增加雇員，改善歐元區的就業市場，甚至開始擴大提高薪資成長，這些都是景氣復甦初期的好跡象。
再來看歐洲的商業狀況。整體產能利用率雖然是以極緩慢的速度回升到2006年的水平，但仍透露出民間消費力的零售交易與汽車業情況，正在逐步復甦。企業訂單指數的復甦雖然也還未回到正值，但已經比歐債危機時期好轉許多。
只要歐元區的就業市場能持續維持目前的復甦速度，就業機會便可望增加，人民則更能進一步提升可支配所得，如此一來歐元區的重要經濟支柱——民間消費——就能跟著持續成長，溫和地刺激通貨膨脹。而歐元區只要能完全脫離通貨緊縮的危機，那麼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就可結束，然後逐漸回到升息的相對理想經濟環境。
歐元區的出口貿易雖然在2015年與2016年上半年遭遇嚴重衝擊，但2016年下半年就開始回溫，而隨著亦是緩步復甦的美國和亞洲區域市場，加上弱勢歐元環境，歐元區的出口業可以預期還會有更好的成長表現。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歐元區暫時已經走出歐債危機的陰霾，整體的景氣正處於好轉的趨勢，不過，這樣的景氣復甦趨勢，恐怕不是所有歐元區會員國都雨露均霑。
拿歐債危機時債務嚴重的希臘作為例子：希臘在加入歐元區後公共支出大幅增加，面臨國民逃稅風氣盛行，政府稅入長期減少，因此即便歐洲央行協助希臘重整債務，給予希臘政府紓困金，希臘政府同步實施縮編數萬名公務員職缺、刪減約20%退休年金、提高消費稅、課徵奢侈稅、降低最低基本工資等措施，希臘的經濟仍然沒有明顯好轉。相對於歐元區整體就業人口已明顯超過2008年的巔峰，希臘國內就業人口卻硬生生地比2008年減少約90萬；失業率從28%僅下降到23%，平均月薪則甚至從2010年的1450歐元，跌至1100歐元。撙節政策讓希臘人民嚴重不滿。
不只是希臘，就業人口數還沒超過能2008年的國家還包括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芬蘭、斯洛維尼亞等歐元區會員國。相對於德國和法國等經濟復甦較快的國家，歐元區許多會員國近年來的經濟成長落差其實相當大。事實上，由於歐元區的範圍相當大，各個會員國的素質本來就大不相同，從物價水平、產業結構、消費習慣、政黨政治、政府政策到民間薪資水平，皆有有頗大的差距，當歐元區試圖透過歐洲央行這樣一個貨幣中央機構，對歐元區各國同步實施同一套貨幣政策時，長時間下來必定產生會員國水土不服的情況。
以通貨膨脹來看，2016年底愛爾蘭的通貨膨脹接近0%，德國同期通貨膨脹是1.7%，希臘通貨膨脹約-1%，斯洛維尼亞通貨膨脹則約0.5%。大家都是使用同一個貨幣（歐元）、採用一樣0%的貨幣利率，但經過數年的演變，通貨膨脹高的國家擁有較高機率讓通貨膨脹加溫，通貨膨脹低的國家則更難拉抬通貨膨脹。就算通貨膨脹的落差沒有擴大，副作用也會反映在其他經濟項目上，只是影響層面相當廣泛，再加上干擾經濟的動態因素非常多，因而無法簡單評估。
觀察2011年歐債危機至2017年的發展，其實不難看出，性質和素質落差大的歐元區各國，透過把大家綁在同一個貨幣制度管理下，長遠發展的隱憂並沒有得到解決，當年歐債危機揭露出政治結構性問題，至今仍然未獲得解決，只是大家已經習慣這些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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