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大的證券交易所19世紀初時是在費城（Philadelphia），那時候還沒有網路科技和電報，而商業大城紐約（New York），透過馬車傳遞訊息，大約數小時可以完成，包含證券市場的價格與買賣也是如此，即使當時人們已經修築許多透過旗語溝通傳遞訊息的站點，但是最新消息的傳遞耗時仍然至少要半小時以上，當時美國各州其實已經有不少地區性的證券交易市場了，但是因為通訊技術落後，所以要獲得從英國倫敦證券市場的最新消息，主要還是得透過紐約華爾街（Wall Street）的經紀商，但是等金融訊息傳遞到各州的證券交易市場，資訊早已過時了，於是在電報出現以前，華爾街經紀商們，經常可以透過資訊不對等的優勢，獲得獨家訊息而獲益，而各州的證券市場經紀商，也可以透過關係或佣金，提前獲得華爾街的最新資訊，即使這些訊息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已非最新消息，但對於各州證券經紀商們來說，仍然有利可圖。
不過隨著1840年代的電報實際運用越來越廣泛，各州經紀商在當地的壟斷優勢瞬間被瓦解，因為歐洲的訊息只要能傳遞到紐約華爾街，透過電報傳遞只要需幾秒鐘的時間，各州經紀商的優勢徹底被瓦解，不過因為紐約華爾街仍然是北美市場最新資訊的接受地點，所以華爾街透過電報的傳遞能力，基本上就完全弱化各州經紀商的功能，原本存在的資訊不對等被去除掉，傳統各州經紀商這些營利者，只能被市場淘汰掉，但華爾街從此變成北美功能最強大的金融中心，因為它和各地區擁有最領先的資訊不對等優勢，但是北美市場畢竟沒有歐洲市場的影響力那麼大，而且北美獲得全球最新資訊仍然比歐洲還要落後數周的時間差，所以英國倫敦仍然是全球擁有最強資訊不對等優勢的金融中心，但是美國華爾街已經是北美市場最重要的金融重鎮了。
直到1866年，橫跨大西洋的大西洋海底電纜終於鋪設完成，美國紐約到英國倫敦的訊息傳輸，透過電報和電纜只需要幾分鐘，全球兩大資本市場的訊息傳輸終於大幅縮小時間差，當美國經濟和軍事影響力逐漸超越英國後，紐約和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更是反轉過來了，變成美國紐約擁有更多的資訊不對等優勢，而原本資本市場中最弱勢的散戶投資人，從完全不是經紀商的對手，透過逐漸享受到科技帶來的訊息效益，大幅減少和經紀商的資訊不對等落差後，許多經紀人過去壟斷財富的優勢就中斷了，直到2016年，網際網路在金融交易的盛行，全球經紀商已經無法擁有任何資訊時間差的優勢，只能提供金融交易的服務，或者金融研究報告等專業資訊，從電報、電纜到網路，可以明顯發現，當資訊不對等的現象消逝後，某些地區乃至全球都會面臨劇烈的局勢變動，而且是過去歷史所未見的「改變」。
其實不只金融證券業，還有教育業、媒體業也都有嚴重的資訊不對等情況，掌握最新或大量資訊的人或組織，可以獲得該產業的大部分營運利潤，甚至進一步掌控權力，建立自己在產業界的勢力範圍，甚至跨領域發展，和同樣掌握資訊不對等優勢的人結合，如果能在商業或政治擴建勢力，效益更驚人，但是，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結合社群和智慧型手機與資料搜尋入口網站越來越有高效率的結合運用，經常使用網路的人不難發現，在facebook或PTT已經可以領先電視媒體數分鐘，甚至數小時，提前獲得最新的社會或國際資訊，2016年，台灣數位媒體廣告量首度超越傳統電視媒體，美國也是如此，英國甚至在2009年就出現這個逆轉，對於廣大的收視群來說，傳統電視媒體早已沒有任何領先資訊可以提供，更遑論傳統的報章雜誌等定期發行的紙本媒體，他們早已不是網路媒體的對手，不管馬能跑多快，汽車時代終究還是會淘汰馬車時代，傳統越仰賴資訊不對等優勢的產業，在網路時代來臨的趨勢下，受到的負面影響越大。
即使是受到網路科技影響較小的台灣高等教育界和學術界，近年來也持續受到外界的檢驗，華人社會長期以來對於士農工商的態度大有不同，對於士大夫，往往給予較高的社會地位，其實這些士大夫文化的形成背景，也是和掌握社會資訊不對等的原理類似，在傳統社會，擁有高學歷的知識，和普羅大眾形成相對的資訊不對等，台灣社會一直以來，對於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者們，給予較高的社會地位，認為他們可以改變社會往好的方向邁進，但是許多教授和學者，長期以來位居學術高位，甚至近年來政府引入大量明星大學教授入閣行政機關，許多有名氣的教授同時掌管國家機器和學術專業審核權力，還可以用自身專業來協助檢驗國家的重大投資案件，或者協助審查企業經營重要媒體與民生營利項目的案件核發，然而有些教授的目的卻是壯大勢力而非學術，領頭的大學教授擴張自己的學術勢力成為「學閥」，透過具備計畫審核權或是行政機關入閣，掌控電子媒體、網路通訊、能源等國家型資源豐 厚的研究計畫，各派學閥嫡系人馬把持重要法人機構，高等教育以「學閥」馬首是瞻，喪失學術中立性，長期處於封閉保守的台灣高等教育教授們，因為沒有跟著時代精進，加上長期以來仰賴過去累積的權威光環就能在自己的領域養尊處優，有不小比重的教授們，早已失去了符合自己頭銜的專業能力，不過這些教授學者如果只守在自己的領域執教，或者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一定的權威性，其實外界難以「公平」審核並給予批判。
不過近年來因為許多明星教授入閣政府機關的關係，或者網路社群傳播和批判這些學者教授的言行，社會大眾逐漸可以發現他們的能力和社會給予的期待是否相符合，例如前行政院長江宜樺、著名翻譯學者洪蘭、知名醫師江守山、文學博士龍應台、暨南國際大學前校長李家同、工研院主任杜紫宸等等，這些老一輩的學者，過去傳統媒體因為他們的「頭銜」和「名氣」，很少有所針對性的批判，但是在網路社群，讀者或網友會透過google搜尋和比對過去的相關資料，分析其言論和行為，直接給予褒貶，甚至即使教授只在自己的學術領域，只要有重大的言行脫序事件，一樣可能透過網路社群浮上檯面，像是輔仁大學前社科院院長夏林清處理校園爭議事件的過程有重大瑕疵，網路輿論不會因為這個事件主角涉及專業教授學者，就停止批判，網路社群會盡可能把事情的資訊不對等做出釐清，減少模糊地帶，讓事情來龍去脈和相關人事物完全揭露，然後再讓社為大眾產生輿論，進一步迫使政府機關或學校高層做出行政處理，如果這位教授學者的身分位居高位，例如行政院長一職，網路社群輿論發現唯有國家執政黨輪替，才能讓行政院長下台，那麼網路社群的輿論也會像有共識一般的對選舉產生影響力，進而迫使國家政治版圖發生變化，從台灣近年來的縣市首長和總統選舉，不難觀察到網路社群的影響力，過去具備權威性且擁有「頭銜」和「名氣」的人士，透過媒體或特定組織的美化渲染，讓社會大眾無法完整的判斷這些人士的言行完整性，形成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但是透過網路社群的揭露，不只是產業面和經濟層面，許多政商名流或學者教授也都面臨網路社群滴水不露的地毯式檢驗，許多名不符實的名人或權威者，先後被揭穿真實的言行，不只在台灣，即使是歐美國家也是如此，例如美國總統候選人Hillary Clinton不當使用私人電子信箱的行為，整個處理不當的過程就被網路社群不斷的揭露，對Hillary Clinton的選情民調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如果沒有網路社群的揭露，美國主流媒體受到壓力可能不會播報，如此一來，社會大眾對於政治人物的真正言行，便產生了資訊不對等的情況，多虧了網路社群，這些弊端才得以現形。
資訊不對等一直以來都是普遍存在人類社會的關鍵因子，這個關鍵因子影響一個地區的經濟、政治、教育、政商關係、媒體、國家政策等許多層面，近幾百年來，資訊不對等的情況隨著科技的進步，逐漸被除去，Steve Jobs引起全球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熱潮，搭配網路科技的來臨，人們會逐漸發現，巨大的變化不只在科技產業，還有社會輿論的也出現了「difference」和「change」，這應該是人們所始料未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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