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開埠後的一百多年至今，上海一直都是中國大陸毫無爭議的經濟風向標，也是除東京外，遠東地區最繁榮的大都會。這座大城市在普遍傾向農業經濟的中國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它為中國大陸的商業而生，並一直承擔著面向世界的商貿職責。
但伴隨著幾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和不斷進步的交通、通信技術，中國對上海這個對外窗口的依賴越來越低，不僅在東南沿海出現了一批發達的大城市，中部城市的實力和話語權也在穩步提高。在中國經濟宏觀去中心化的浪潮中，上海的身影似乎變得越來越模糊了。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來看看上海在這一輪新的變化中面臨怎樣的挑戰。
上海的自然壟斷
上海開埠後，很快成為了晚清中國最受外國人歡迎的城市。超過八成外資銀行和華資銀行，將總部設立於上海。淪陷前，上海的金融體量遠在香港之上，是除了倫敦和紐約之外的，世界第三大債券和股票市場。
（1928年的上海外灘）
在工業時代，一座城市的經濟潛力，無外乎參考以下幾點因素：交通便捷程度以及通達度、社會生產力的發達程度、以及氣候等自然條件。上海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其地理位置、工商業傳統和氣候條件都具有相當的優勢。
襟長江，帶太湖，控蘇南而引浙北，上海的地理位置優越，境內眾港口也能滿足巨大吞吐量。相比華東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即是是廣州所在的華南地區也望塵莫及。長江中下游由此成為了帝國主義對華資本輸出的重點地區。
但若沿襲舊路，商品從廣州十三行入關，再運往目的地，只會無端增加交易費用（無論是從交通成本還是交易週期的時間成本上，均是如此），故不可陳陳相因，在華東直接進行外貿方為上策。這是上海在中國現代工商業建設早期崛起的必然條件。
（廣州十三行的歐洲洋行，1805）
所以被迫開放口岸，對上海而言，簡直是安危相易。峰迴路轉之間，只消十年這里便代替廣州成為最大的對外貿易窗口。民國二十年開始，大陸超過五成的對外貿易在上海完成，多達一百多條的海上航線，使其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遠東航運中心。華商洋莊紛紛匯聚於此。
再加上民國時期的經濟活動受到較少的政府乾預，自由度高，像上海這樣在各方面都佔據優勢的城市很容易形成“自然壟斷” （natural monopoly），完全包攬了中國的早期工商業市場和對外口岸。
（1930年代的南京路）
新中國建立，儘管經歷了計劃經濟的大規模調整，中國的經濟格局卻基本沒有什麼變化。改革開放後，以上海為中心，覆蓋江浙滬地區的長三角地區重新啟動，仍然憑藉這一巨大優勢躋身世界六大城市群。上海作為中國經濟中心的合理性可見一斑。
（畢竟是擁有開瓶器組合的大城市）
但在自身條件並未變化的情況下，近年來上海的經濟卻發生了“衰退”。
二十一世紀的首個十年，在省級行政單位中，上海的經濟總量從第七名跌出前十，並在人均產出上，被天津和北京超越。經濟增速更是鼓衰力竭，位列大型城市之尾。
而與此同時，呼之欲出的是大批地區中心城市的崛起，例如：華中的武漢，華南雙子星的廣州深圳和西南的重慶成都等等。這些城市在金融，貿易和製造方面，正在逐步瓦解著上海的壟斷。這也像徵著中國的經濟正在經歷“去中心化”。
（長三角作為一個整體仍優勢巨大，但後來者並不簡單）
低信息與交易成本
在通訊不夠發達的年代，獲取類似價格和供應量等市場信息的能力，在競爭中尤為關鍵。
舉個例子，某年春天美國南部大旱，導致後半年的棉花產量不足。由於是發達的對外口岸，棉花供應量不足的信息會通過商人的口耳相傳首先到達上海。上海本地市場上的棉花原材料和棉紡織品的價格，於是先於國內其他地區市場上漲。
同時，商人們及時做出提前囤貨居奇的判斷，下游加工廠商也能由此最先估算出今年合理的生產規模，以此調整僱傭工人數量和開設生產線的數量。
若商人把交易處設立在遠離交易中心的其他城市，例如北平或者天津，訊息的傳遞會延遲一段時間。等他們聽說了棉花短缺的消息時，市場上的棉花早已被在上海的商人們搶購一空了。
正是因此，為了提升商業競爭力，企業將多數交易和結算都移到上海。這一舉動帶來的連鎖效應是驚人的，貿易需要的借貸、抵押和擔保等複雜商業手續需要專業機構代理，銀行業的跟進勢在必然。
（1923年至1955年期間作為香港匯豐銀行在中國上海的分行大樓）
股市和債券市場的時效性比實業更強、更加追求集中效應以求減少訊息費用，自然越發青睞消息靈通的上海。而金融業服務於實體經濟，強大的金融融資能力助長了上海周邊的工商業發展，實體經濟和金融的繁榮互為因果，相互促進。這讓上海經濟中心的地位不可撼動。
然而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信息技術飛速發展，訊息費用不再高不可攀。無論是股市，債券還是期貨，只需點開網頁，即能獲得相關的實時商業訊息；無論身處何處，每個人通過網絡都可以直接參與交易。這導致了訊息費用和其他交易費用的直線下降，商人的肉身聚集不再有必要。
（王伯伯，儂哪能長遠不來交易所啦？兒子幫吾買了手機，懶得跑了）
毫無根基，如今卻與上證體量相當的深圳證券交易所印證了這一點：在深圳和上海獲取訊息的費用大致相等，但若干年前深圳的租值遠低於上海（包括地租等其他固定成本）。既然能夠在深圳完成相同的金融交易，何必要選在交易成本更高的上海呢？
另外，訊息費用囊括的還有搜尋成本和議價成本。設想，在舊時的傳統交易中，商人需要帶著自己的“覓價”挨家挨戶去諮詢。如果像上海一樣商業足夠集中，那麼他只需要跑“南京路”一條街就能足以掌握到基本的市價和商品信息，並通過“討價還價”作出交易。反之，如果在武漢，商人可能必須從武昌跑到漢口，在離散的商業經營點之間反复奔波，深受體力之苦。一座商業集中的城市令商人搜尋的議價成本大幅下降。
（好像很熱鬧的樣子）
但如今，這些交易行為都可以用現代通訊代勞，成本幾乎為零。在哪裡進行交易已經不再重要。
宏觀的交通成本下降也是上海喪失優勢的一大助力因素。
近年來，國內大建高鐵網，天塹變通途，各大地區中心城市被快速列車串聯了起來，火車的中程客運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航空事業也蓬勃發展，讓國內長程客運變得極為緊密。現今內陸的武漢、成都、重慶和西安等地，紛紛建造了和上海同一吞吐量級的機場、車站，讓部分商業向大陸縱深處遷移成為可能。
（然而虹橋樞紐還是規劃最合理的樞紐，上海的城規底蘊仍在）
不過，這種加速去中心化的趨勢也有賴於各地政府對交通事業的政策補貼。在鐵路運輸常常入不敷出的中國，如果以純市場化的方式運營鐵路，隨著票價的上升內陸的交通劣勢還不能這麼輕鬆地得以彌補。
（在這個建設強度之下，上海的樞紐地位被內陸中心快速追趕）
日趨飽和的商業規模
從另一個角度也能得上海商業必然外遷的結論。結合“邊際生產率遞減定律”：當其他生產要素不變的情況下，隨著某一種生產要素增加到了一定量，單位生產要素所帶來的平均產出將會下降，這樣單位產出的成本將會上升。
把上海看作一個整體，土地，勞力等生產要素變化不大的情況下，加大了商業投資額，其平均產出將會下降，投資回報率走弱。（實際上，邊際生產率先提高，當投資額高於一定數值的時候，邊際生產效率才會走弱，甚至為零。而在上海，投資額顯然已經超過了這一數值）。
（各城市的固定資產投資回報率，可以認為和其他的回報率基本持平，具有整體的可比性）
換句話來說，當投資額超過了一定數值，就代表了上海的商業規模已經飽和，再大的投資也無用武之地。為了理解邊際生產率下降的產生，這裡權當因為投資增加，商業更稠密集聚，導致在上海進行商業行為的租值暴漲（地租和固定稅收固定成本的上漲速度，超過了投資增長速度），最終抬升了邊際成本。
局限條件下爭取個人利益最大化，是經濟學上的一條重要假設。因此，無論是聰明的工業資本家還是睿智的商人，都會將人力和物力應當轉向其他地域進行投資，以求更高的回報。內地城市的邊際生產率仍是上升階段（追加投資量後，平均生產率會提高），商業規模遠談不上飽和。若投資武漢，長沙等新興市場城市，將會得到很高的投資回報率。這也正是雪鐵龍，本田等外資廠商，忍痛放棄上海，不得不投資偏離市場中心的城市的原因。
（最近也有在武漢新建工廠的打算）
從這個角度來看上海和紐約，很有幾分相似之處。同樣攜帶著龐大的經濟腹地，背靠長三角和新英格蘭的廣闊市場；同樣坐擁良港，交通便利，以貿易發家；又同樣商業氛圍濃重，各為國內金融業中心。只是紐約起步更早，所處的市場也更為自由，某種程度上講，上海是紐約的縮影。
那麼上海經濟中心的地位會被其他城市所取代麼？
可以觀察到，二戰後，以洛杉磯為代表的西海岸遍地開花，影響到了紐約的話語權，但紐約經濟金融中心地位從未被動搖。雖然經濟總量相對全國總量的佔比有所下滑，但華爾街沒有外遷，紐約也仍然是全球美元結算中心。
參照紐約的歷史，上海這座城市接下來將會漸漸淘汰所有製造業，取而代之的是金融，醫療，教育和文化娛樂等高端服務業，成為跨國公司的全球或者區域總部城市。
幸運的是，上海有足夠多的高校和人才吸引力，來供應這些極度依賴人才厚度的產業。
作者：巫不苦
校稿：貓斯圖編輯：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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